一、迁入——群落：
　　
　　受尽天灾人祸的图们江、鸭绿江南赤贫民众，男背女载地渡过江来到江北被清朝政府封禁200多年的荒芜之地，用血汗和智慧开发从未有过的高纬度下的水田；不满于被日本强并祖国、在日本强行土地调查中破产的人们跟着北逃渡江加入开发；最后经“朝鲜总督府”和“伪满洲国”组织移民部落分批前来的相继合伙，形成大分散（吉林省的延边州、长白自治县、吉林市、黑龙江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小聚居（一片片的朝鲜族村落分散在汉族村屯的汪洋大海中）。他们组织起来建坝蓄水、开渠引流，开发高纬度水田共2000万亩。
　　
　　水稻生产发达的日本在北海道北端北纬45度地区种植水稻是1929年。朝鲜族在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北巴岱乡北纬46度地区于1919年就成功地开发了水田，成为在高纬度地区开发水田的先驱者和生力军；同时培育出了优良品种“延边黄牛”和智慧之果“苹果梨”等畜牧业、特产业；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向大、中、小城市移住。如辽宁省朝鲜族人口共有23万，其中60％居住在147个朝鲜族村、12个朝鲜族乡（镇）、4个混合民族乡；40％居住在14个大、中城市和100个县（市）区。如内蒙古自治区2.3万朝鲜族形成“东部聚居，中、西部散居，遍布全区”、“农民聚居东部，职工散居全区”的格局。

　　
　　二、流动——新社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90％以上的朝鲜族从事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生产。由于人均耕地面积少，只有10％的劳动力耕种经营。由于科技水平低，在农村可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少，水稻种植成本增高，粮价下跌，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使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创业如内蒙古25个朝鲜族聚集村之一乌兰浩特市郊三合村982人中的1/4到外地打工谋生、出国劳务。延边离乡进城创业的朝鲜族人数占到朝鲜族总人口的1/4左右，超过30万人次出过国，或短期访问或倒包贸易或长期打工，使农村耕地有效利用率相对集中，推动从村规模经营的发展，留在农村的农民收入增高，同时促进城市服务业、建筑业的迅速发展，加快了一、二、三产业的重新配置。
　　
　　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利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80多万朝鲜族人民，同其他兄弟民族一道为把图们江下游地区建设成东方鹿特丹——东北亚金三角——国际物流、信息流、金融流、旅游流中心而努力奋斗。珲春市的防川村是中、朝、俄三国交接的鼎足地带，距日本海人口出仅15公里，是中国直接进入日本海的惟一通道，也是中国从水路到俄罗斯、朝鲜东海岸、日本西海岸乃至北美、北欧的最近点。在历史上，中国一直拥有图们江出海权，延边各族人民与相关国家有过悠久的交往史，直到1983年日俄张鼓峰战役爆发，日本封锁图们江入海口，我国经图们江进入日本海才被迫停止。
　　
　　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城乡朝鲜族人口大量地向沿海和大中城市流动，从事第三产业。从松花江畔到珠江三角洲，从东海之滨到帕米尔高原的城镇。过去只居住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及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朝鲜族，如今在全国除台湾省外的所有省市区里都有其身影。他们在新居住地里推进了朝鲜族社区化进程。例如，长春市绿圆区朝鲜族小学和二道河子区朝鲜族小学的绝大部分学生是进城经商的朝鲜族家庭的子女。大连市在改革开放前只有一所朝鲜族小学，改革开放之后，为了满足到大连市经商的朝鲜族民族教育的需要，大连市政府决定把“朝鲜族小学”扩建成“朝鲜族学校”，扩建中学建制。北京市1900年朝鲜族人口只有0.76万多人，目前增加到5万人左右，他们多数从事第三产业“北京市政府专门为进京经商的朝鲜族设立了朝鲜族小学；中央民族大学在校区内增设朝鲜语学校，并到海南、山东、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各省区设分校。山东省青岛等地也逐步形成了新的朝鲜族社区。总之，朝鲜族城乡人口的流动，使全国一些城市如天津、青岛、威海、烟台等地逐步形成以朝鲜族商业，教育为一体的新的社区。不仅如此，朝鲜族人还越海赴韩国、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从事劳务、经商、创收了数倍、数十倍于昔日的财富，丰富了见闻，增加了知识技能。

　
　　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朝鲜族人口居住向全国扩散：居住格局多样化——聚居地区、散居地区、混居地区；而混居的居民区增多和单一民族居民区减少，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