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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振瀛
时间:2016-2-3    
  萧振瀛,字仙阁,1890年5月2日出生于吉林省扶余县四马架村。1947年5月8日病故于北平。原籍山东省文登市大张村。祖父逃荒下关东,落户于松花江畔。萧青年时以法政大学学生投军,历任东北军孙烈臣部营长、参谋、军法官、吉林田赋局局长,以及参议院议员等。后以指责吉林省政,并成立民治会,不容于吉林省省长王树翰,而离东北。
  萧经李鸣钟介绍,参加西北军。历任绥远省临河县、五原县县长,包临道尹,西安市长,军法处长等职。并以西北军代表去苏联工作过一时期。西北军大小头目都是互拜兄弟,以相拉拢。以之,萧在西北军中被称“萧大哥”,群相信赖。
  萧和冯二人反目,始于1927、1928年冯在西北“清党”时,滥肆捕杀。萧时以军法处长之位,出于义愤和人道释放了被捕中的3000余名青年。知名者有于振瀛、李子健、陈健民等。冯以萧违犯军令并怀疑萧在苏与苏有勾结,欲杀萧。萧得宋哲元、马鸿宾、门致中、冯治安等支持及闻承烈、张树声从中说项而了。二人从此结怨。冯在“联苏反苏”、“投蒋倒蒋”、“联阎打阎”中一再失策及在部队各将领纷纷倒戈下垮台。但一直不甘寂寞伺机欲起。当萧在华北开山立府后,冯藉萧母办寿特派闻承烈持其亲笔信及贺礼向萧联络,而萧则仍一再排斥冯推荐之人员,拒冯介入,冯大恨。抗战起蒋自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萧任第一战区总参议,冯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当时前线大皆为原西北军将领,冯积极拉拢,要藉机再立山头。萧向大家提出现国家民族存亡之秋,不容再割据分裂,要拒绝冯之野心。众将一致拒冯。冯急,三次派人暗杀萧。在泊头车站,萧临时改乘汽车去冯治安防地,萧离其专车后,专车即被冯之便衣队枪击,车上卫队一兵士及参谋霍占一受伤,事遂公开,冯即被撤职。1943年张树声在重庆将其一徒弟之信交萧,信中述说他曾是冯卫队长,当时受命带人在前线暗杀萧。因其叔父在西北军中曾被萧释放过;故均没有伏击。1943年孔祥熙生日,冯去祝寿与萧相遇,冯向萧伸手,萧当众拒绝,成为一时笑谈。
  29军的公关
  1930年夏,蒋、冯、阎、桂中原大战,西北军解体。张学良受蒋介石委托主持华北军政,处理冯、阎善后。萧振瀛在西北军中结义甚多,颇孚众望。众将领便推萧出面召集余部,重新组织军旅。萧在运城召开西北军由张自忠、赵登禹、李文田、冯治安、何基沣、张维藩等组成的军官会议。众意欲举萧为首,或举张自忠,但萧力排众议,倡拥宋哲元出任新军军长。委任萧为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嘱其“向张学良请令”。萧随即赴天津面张请委,张学良将该部队编为东北边防陆军第三军,任命宋哲元为军长,萧任总参议兼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代表和军法处长。1931年,此部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九军。何基沣将军说:萧振瀛“是二十九军缔造者”,官兵一致认为,组建二十九军,萧为首功。
  1932年初,二十九军进入察省。8月,萧被委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翌年初,日军进犯热河省,萧代表二十九军参加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3月,热河省陷落,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长城各口。二十九军兵分三路,夜袭敌营取胜后,继续扩大战果,夺回高地,共歼敌五千余人,重创日军,受到国人赞扬。
  1934年,萧任察哈尔省代主席。11月26日,明令萧任察哈尔省主席。
  1935年12月萧改任天津市长,翌年1月,萧兼任冀察经济委员会主席委员。
  1935年12月至1936年6月,萧任天津市长期间,曾下令减免河捐、人力捐等七十四项捐税,制定计划兴修农田水利。在同日方多次接触中,萧坚持主权原则,拒绝日本修筑沧石铁路和成立天津电力公司。
  西安事变后,萧在南京调和孔祥熙、宋美龄主用人情营救与何应钦主用生兵讨伐之矛盾,并赴苏使馆洽谈,请求第三国际协助解决。蒋回宁后,萧汇报华北政情,1937年被委任为经济考察专使,由东北大学代校长刘凤竹作为秘书陪同,专程赴欧美考察。
  抗日战争爆发后,萧奉蒋电如取道美、菲回国。1937年8月初抵沪。至宁谒蒋后,被委为第一战区(蒋自任司令长官)上将总参议。受任后,即赴华北前线,以战区长官部名义抚慰坚决抗战的二十九军官兵,并将该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任总司令;同时,将原东北军万福麟部、西北军庞炳勋、张荫梧部以及原政敌石友三部等一一抚归第一战区。1938年春,第一战区改任程潜为司令长官,萧留任总参议。冬,武汉陷落,程调离第一战区,萧随国民政府撤至重庆。
  萧振瀛工作
  1938年夏秋之交,日本军部判断:“在攻击汉口以前,预料国民政府方面会提出和议,在攻击广州之后,预料国民政府或某第三国相继提出和议。”于是,军部主导策动了以“萧振瀛工作”为代号的对国民政府又一次政治诱降。和知鹰二是开展“萧振瀛工作”的主持人。同年6月,他奉命赴香港,试图通过滞留香港的萧振瀛,打通与蒋介石方面的交涉通道。
  1938年8月下旬,萧振瀛在其同乡、和知鹰二的翻译何以之的陪同下前往澳门,与和知会晤。建立联系后,萧振瀛向何、蒋报告并请示。26日,雷嗣尚携蒋介石、何应钦“密谕指示”返港。“密谕指示”包括与日方交涉时拟提出的三项文件:主要内容是:日方先发和平宣言,中方随后发表宣言呼应;双方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停战后应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双方代表另行直接谈判。停战协定成立同时,两国政府正式下令停止一切军事敌对行动,并商议撤兵及恢复七七卢沟桥事件前状态;日本政府绝对尊重中国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中国政府与日本谋两国间之亲善合作;事变一切损失互不赔偿。雷、萧两人彻夜商讨。27日,萧振瀛与和知鹰二开始会谈。萧先说明中国中央政府的旨意如下:苟日方有谋和诚意,中国必以诚意应之。双方直接谈判,不要第三国介入;现日军进攻武汉,目前最重要的是“停止军事,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状态”。将来定可做到经济合作,外交一致;中国国内防共“自能为之”;日方尊重中国行政主权领土之完整,绝不干涉中国内政。和知表示:这在原则上精神上与日方认识相同。28日,萧振瀛按照何应钦新的电报指示向日方声明:未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决不商谈任何协定;停战协定只可订明停战时间、地点及日本撤兵与恢复七七以前原状之手续、月日,不能附有其他事项;未签停战协定之前,中国绝不愿停战;七七前原状未恢复前,决不能再提军事协定。和知于当晚离港飞返东京。事前,允在10月10日前答复,告知日方最后立场。
  1938年10月初,“萧振瀛工作”被纳入日本政府、军部搞垮蒋介石政权的工作范畴。10月7日,五相会议向负责谋略工作的土肥原贤二中将下达指示,称:“贵官任务,一如从前,应以使蒋政权崩溃为工作重点”,并具体指出开展三项工作:“分别透过萧振瀛、高宗武展开谋和工作,以及对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10月初,和知从东京传来“经过顺利”的消息,萧振瀛电告雷嗣尚。何以之从上海电谓和知于15日可抵港。
  于是,蒋介石亲自为这次中日“和平交涉”作准备。他亲手修订何应钦呈送的腹案大纲。蒋敲定会谈文件以下内容:关于发表“和平宣言”,拟具人选:日方为近卫首相,中方为孔祥熙院长;拟妥中国宣言原文,重申:“中国为酷爱和平国家,苟日本能以诚意相与,自当以诚意应之”;关于停战协定,签字地点改为福州或九龙;关于撤兵及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希望从签停战协定日起算,分三期撤兵,每期一个月,第三期完成时,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状态;关于“满洲国”问题,蒋提出三点原则:一是日方自动取消“满洲国”,日本保留在东北四省一切新旧特权,但承认中国之宗主权;二是中国承认东北四省自治,而以日本取消在华一切特权为交换条件;三是暂仍保留(“满洲国”),待商订互不侵犯条约时再谈。
  15日,和知回到香港,双方举行第二阶段会谈。和知得意地透露前次所谈原则,只有陆军省、参谋本部首脑同意,这次则已得内阁全体同意,自天皇以下对此次和议交涉,均盼速决。萧振瀛趁势向和知打探日军华南登陆事,和知答称:日军已准备半年。在东京曾以和议进行,希望暂缓登陆,但不为日陆军中央部接受。
  在15日会谈中,和知提出新的要求:如果中国实行反共,则秘密约定亦可;日本将来对内外蒙边防驻兵;调整中国中央政府,酌令接近日本之人员参加;对伪组织主要人员酌予安置;承认“满洲国”问题,暂可不谈,待合作两三年再商议解决。萧振瀛认为和知新提出的各点要求超出上次会谈范围,急电汉口向何应钦请示。何回电指示,四项“万不能承认”。如日方再提,可知其毫无诚意。以10月20日为期限,逾期即作罢。并提醒萧振瀛:“侵粤以后,内外情势大变,决不容有从容商酌余暇”。
  19日,萧、雷与和知长谈7个小时,萧振瀛认为结果与中方腹案大纲大体接近,但尚有异议处,如撤兵问题,留交正式代表团交涉;防共问题,萧表示不必提及,中国自行清共;伪组织处理,和知认为事情复杂。双方约定分别请示。如取得一致意见,11月10日前签订停战协定,否则不再续谈。和知于20日离港返日。
  1938年11月1日,何应钦电令萧振瀛立即飞返重庆。其原因,一是会谈结束不久,日军于10月21日攻占广州,于25日又占汉口,足证日方没有和平诚意。二是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在重庆揭露萧振瀛在港对日谈判活动,蒋介石颇感难堪,令萧返渝,以掩各方责难。此刻,军部策动的“高宗武工作”已获实质性进展。11月3日,近卫首相发表“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的第二次声明。11月18日,军部首脑通过昭和十三年(1938)秋季以后战争指导方针,正式取消“萧振瀛工作”。[2]
  银行董事长
  1940年夏,萧从朋友口中得知,蒋欲加害于他,故辞去军政职务,定居在郊区山洞西山新村寓所(原林森寓址),致力于社会经济文化和公益事业,然亦经常同前线部队保持联系。何基沣因访问延安事被拘禁审查,萧曾出面力保,使何得以重返前线。萧亦时常参与原二十九军、原东北军及川军中有关人事、军政、事务的谋划。1941年,萧在重庆组织打捞公司,之后,联合原二十九军部分将领和东北同乡创办大明公司。1942年,在刘航琛、潘文华、杜月笙等人的资助下,创办大同银行,萧任董事长,下设十余分行。同年,与阎宝航、高崇民等人创建胜利建国会。1943年,创办东北松花江中学,收东北流亡学生五百余人免费就学;后又创办东北儿童教养院,免费收养东北籍儿童五百余人。此外,还办有大文书局等实业。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萧与董事、股东们议定将部分实业迁至平津。1946年春,萧举家迁回北平,萧本人仍致力于大同银行等实业。
  1947年5月,萧突发脑溢血病,昏迷数日后,在北平病故,时年57岁。国民党军政要人李宗仁、孔祥熙、于右任、程潜、傅作义及原东北军元老莫德惠,重要将领马占山、李杜,原二十九军将领刘汝明、李文田、何基沣等都亲撰挽诗、挽联以示悼念。
  人物性格编辑
  萧振瀛为人耿介,性格豪放,待人诚恳,在东北军、西北军乃至华北、西南实业界朋友甚多,挚友中不乏各界名人。他一生未参加任何党派,党派成见相对少些,因而也能与何基沣、阎宝航等结为至友,对于萧的为人,李宗仁曾赞誉之“其性慷慨,其才雄浑,故都树绩,遗爱犹存”;程潜将军说他“急公好义,磊落钦崎,通权达变,敢论敢为”。对于他的才能,傅作义将军说他“政治居先,经济其次,游刃恢恢,绰有余地”。其人才思敏捷,词锋锐利,尤善演讲。他生活朴素,不动烟酒,不好女色,惟喜枪马,闲时好弄笛箫以自慰。遗作有《华北危局纪实》。李敖曾写《李敖:手大嘴大骗四方的扶余人萧振瀛》一文以示纪念。
  子女编辑
  萧振瀛先后娶过三位夫人,前两位夫人孟氏、苗氏都早逝,没有留下子嗣。1922年,萧振瀛奉母命回到吉林老家,与刘文瑛女士结婚。两人生有四子二女,现均健在。另外,萧振瀛早年还曾从族人中过继一子。
  嗣子萧朝伍,1912年生,在北平求学期间曾参加“一二·九”运动,并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后到延安参加八路军,任贺龙所部一二○师某旅宣传干事。1940年在晋西北牺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长子萧朝礼,1923年生。抗战前考入南开大学,后随学校内迁,毕业于西南联大。1947年萧振瀛去世后,继任大同银行董事长。解放后曾在天津小白楼开设美新舞餐厅,当时很有名气。他一直未正式参加工作。现居天津。
  次子萧朝智,1926年生。解放前就读华北大学,1949年未毕业即去台湾。后回到天津,参加市教育局办的师资培训班,结业后在天津市第二十五中学教书。1980年前后移居美国。2005年9月9日,笔者曾随同萧朝智先生到喜峰口长城,凭吊在长城抗战中牺牲的二十九军官兵。
  三子萧朝良,1931年生。北京大学外语系毕业,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教授,现已退休,居北京。
  四子萧朝本,1937年生。北京土木建筑工程学校(今北京土模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在济南第一市政公司工作并退休,现居济南。高级工程师。
  长女萧慧卿,1929年生。美国某护士学校毕业,护理专业。现居美国科罗拉多州。
  次女萧慧贞,1934年生。现居美国夏威夷州。
  萧纲明,是萧朝礼长子,也是萧振瀛长孙。他1944年生于重庆。1951年至1957年在北京、天津读小学。后在天津一中读中学,1963年毕业。1965年进入天津市刹车管厂工作,直至2004年退休。现居天津。因为是长孙,萧纲明很得祖父喜爱,出生不久就离开父母,生活在爷爷、奶奶身边。谈起对爷爷的印象,他说当时年幼,记忆已模糊不清。只记得小时挺瘦,爷爷却以“胖孙子”相称。还有就是,无论萧纲明要什么玩具,萧振瀛都尽量满足。
  萧英华,是萧振瀛的堂侄女,著名漫画家。1921年生,1942年高中毕业后去小学教书。1946年考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1950年毕业时已改称河北师范学院,今河北师范大学)。曾在天津工业学校(今天津工业大学)、工农师范学院、天津市女子第六中学教书,最后在长征中学退休。萧英华的父亲名叫萧振寰,是萧振瀛堂弟。他吉林法政大学毕业,20世纪30年代曾在河北某县任县长。
  人物轶事编辑
  重建二十九军
  1930年,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冯玉祥部西北军解体。张学良入关主持华北军政,进驻北平。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给西北军余部留了一个军编制。萧振瀛因有东北军渊源,因此得到万福麟、刘哲、莫德惠的帮助,使张学良同意这个军的编制由萧来组织。
  当时西北军余部张自忠、李文田驻曲沃,宋哲元驻运城(由参谋长张维藩主持,宋在太原)。萧振瀛于是邀集西北军各将领在运城开会,与会者有萧振瀛、宋哲元、张维藩、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何基丰和李文田等八人。在萧振瀛的坚持下,会议决定推选宋哲元为军长,于1930年12月成立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第三军,萧振瀛任总参议。1932年12月,该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二十九军的建立,为后来的抗日战争保留了一支劲旅。
  1935年11月,萧振瀛任天津市市长。1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宋哲元任委员长、河北省主席,萧振瀛任委员兼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萧振瀛在津主政期间,正是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华北危机日益严重之时。在对日交往中,萧振瀛坚持维护主权的原则,拒绝了日本修筑沧石铁路和成立天津电气公司的要求。
  据《华北危机纪实》记载,当时萧振瀛陪宋哲元会晤正在策划“华北自治运动”的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土肥原提出所谓“经济合作”,萧振瀛当即严正表态说:“此非经济合作,实乃经济侵略,当然不可!”土肥原恼羞成怒,拔枪相向。萧毫不畏惧,也拔枪相对。土肥原连忙陪谢,事情才算收场。事后他曾对人说:“萧振瀛胆大如斗!”[3]
  同情爱国学生
  据萧英华介绍,1935年底,“一二·九”运动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萧振瀛的堂弟萧振泽和嗣子萧朝伍都在北平读书,成为运动的积极分子。萧振泽参加南下请愿团,曾卧轨请愿,后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其间因病至重庆治疗,不久病故。萧朝伍除了演讲、喊口号、贴标语外,还闹到了家里。有人对萧振瀛说:“这孩子闹得太不像话了,再回来把他撵出去!”萧振瀛听后拍案大怒说:“谁敢撵,慢待一点儿我都不答应!”至交中也有人劝萧振瀛对子弟严加管束,萧说:“青年人爱国无罪,不能责难!”
  萧振瀛严令天津市警察局长孙维栋,不准对学生动用武力,甚至说:“谁开枪我就毙了谁!”为此孙维栋整日守在电话机前,随时与手下联系,生怕出现意外。萧振瀛还在孙维栋的陪同下,亲自到街头演讲,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同时劝说学生理解当局。“一二·九”运动期间,天津始终未发生武力镇压学生的流血事件,这与萧振瀛对学生的同情和暗中保护是分不开的。
  1936年5月28日,天津学生举行了反日示威游行。据当时《救国日报》报道,这次游行也得到萧振瀛的允许和支持。为此日本人将其视为眼中钉,一定要去之而后快。在日本方面压力下,1936年8月,萧振瀛被迫去职离津,到北京香山寓居。
  萧振瀛同情支持进步爱国学生是有渊源的。1927年,冯玉祥在西北“反共清党”时,萧在冯的手下任西安市长和军法处长。当时冯在西安一地就逮捕了3000多名进步青年,结果绝大部分被萧振瀛释放。冯玉祥要枪毙萧振瀛,幸亏有西北军实力派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等支持以及闻承烈等说项,萧才最终保住性命。
  据萧振瀛的秘书李德润后来回忆,当时萧见冯抓了那么多人,一连几天寝食不安。临刑前一天,他没去西安市政府上班,晚上也不回家,在军法处办公室待了一天一夜,来回不停地度步。天快亮时,他喊来卫队长苏占元,命令即刻去监狱放人。苏问:“放哪些人?”萧说:“16岁以下的都放。”苏刚要离开,萧接着说:“18岁以下的都放。”苏出门后,萧又追出去命令:“20岁以下的,全都无罪释放!”这些青年中,后来很多人参加了革命。[3]
  居津期间生活
  据了解,天津与萧振瀛有关的居所至少有三处:马场道“吴公馆”、海河路“萧市长官邸”以及今五大道桂林路协兴里11号。
  “吴公馆”是军阀吴新田的宅邸。吴新田,1884年生。字芑孙,安徽合肥人。1902年入保定北洋陆军武备学堂,后转入陆军大学,毕业后在北洋陆军任管带。1919年任湖南岳阳镇守使,1922年调陕南镇守使,1925年任陕西督军,1928年下野后在天津寓居到去世。吴新田到津后,在英租界买下8亩地,建起“吴公馆”。
  “吴公馆”位于今马场道74号。据记载,该楼由比商仪品公司设计建造,三层砖木结构,为英式花园别墅,院内建有亭台楼阁,并养有珍禽异兽。据萧英华回忆,萧振瀛在津期间,曾租住在“吴公馆”里,她小时候常去那里玩耍。至少1935年9月萧英华离开天津时,萧振瀛还住在“吴公馆”。可惜萧振瀛的这处居所现已拆除,原址建起前后两座中西合壁式新楼房。笔者看到,新楼虽然与周遍环境还比较协调,但毕竟少了几分历史的凝重感。而今前楼是一家银行,后楼为河北大学驻天津办事处和古籍整理研究所。
  海河路的“萧市长官邸”,后人回忆一致认为在今台儿庄路54号,即原海河罐头厂厂部。可惜海河罐头厂的厂部已于2005年拆除。拆除前萧氏族人曾到这里寻访,但没有进去大门。后来笔者曾去拍照,没想到正赶上罐头厂拆迁,厂区建筑已变成一片废墟。当笔者准备拍罐头厂大门留个纪念时,大门也被铲车无情地推倒。现场民工说,房子是十几分钟前刚刚落地的。笔者来这儿前,刚好顺路到书店逛了不到半小时。如果不耽误这段时间,应该至少能给“萧市长官邸”存下几张照片。如今,笔者的镜头里,只留有海河罐头厂的一片废墟,供人追忆和怀念。不过后来笔者听到一些说法,拆迁的海河罐头厂内并没有解放前的西式建筑,所说罐头厂厂部就是紧邻的原天津人民印刷厂内的民间传说的“川岛芳子旧宅”。到底孰是孰非,还需要进一步考察。不过笔者倒是真心希望“萧市长官邸”能够幸存下来。
  “萧市长官邸”是萧振瀛真正的私宅。这所宅子,是萧以其夫人刘文瑛的名字购置的。该楼为二层别墅,楼前有小院,楼下为客厅和餐厅,楼上为居室。在二楼可看到海河上来往的船只。买下宅子后,萧就从“吴公馆”搬到了这里,但他在这里居住时间不长。他住进来时,约在1935年底,到1936年8月离津,前后才半年多光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正在国外考察的萧振瀛紧急回国参加抗战,就根本没机会再回天津了。此楼后来由萧氏族人代管,到20世纪50年代初售出。
  协兴里位于成都道与桂林路交口东南侧,是一条狭窄幽长的里巷。这里1925年填土垫地,同年由协兴公司建房成巷,并以公司名字命名。巷子两侧为砖木二层联排楼房。今协兴里11号楼房位于里巷尽头处,是20世纪30年代萧振瀛租用安置父母的,还有其他族人也在这里居住,萧本人只是偶尔居住。萧振瀛的父亲萧国挺与母亲萧谭氏,一直住到20世纪50年代,并先后在这里去世。此后,萧氏族人继续在此租住。该房现为公产,萧振瀛的一个弟妇,至今仍生活在这所楼内。
  据后人回忆,萧振瀛在津时,乘坐的是一辆黄色福特牌汽车。他不吸烟,不喝酒,不喝茶,还喜欢吹笛子,特别擅长《苏武牧羊》曲。他很健谈,尤其善于演讲,每次回家,兄弟子侄等都喜欢围住他谈天说地。[3]

( 责任编辑:管理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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