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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余地处东北平原腹地，两江一河环绕，物产丰富，历史悠久。有人类活动的历史近万年。如果从记录中华文明的正史《二十四史》记载的夫余国诞生算起，扶余这块土地从二千二百年前标志性的进入阶级社会。刀光剑影、世代更替，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地开发建设北疆的精彩剧目。在历史的车轮碾压过的烟尘古道上，留下了岁月的雨雪风霜。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产生了具有浓厚地方地域特色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也深深地烙印在这块土地上。它的根深植于三条江河围绕的富饶的黑土地，滋养着这膏腴肥厚的地灵人杰之所。扶余的文化特征大至可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渔猎文化：
古代扶余有茂密的森林，波涛滚滚的松花江、拉林河。在土地未开垦前渔猎是扶余居民的主要社会活动。古居民以打渔狩猎获得食物和动物的皮毛，换取必须的生活用品。在三千多年前，居住在这里的女真人的祖先肃慎族向周天子进贡的礼品就是一种叫做“苦弩”的狩猎工具。二千二百年前，建立夫余国的东明渡过松花江进入扶余这块土地的历史画面是：肩背弓、手拎箭、脚踏鱼鳖搭起的浮桥来到扶余。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正是对当时的社会形态渔猎文化的真实刻画。夫余国向汉王朝奉献的贡品是赤珠、宝马，说明夫余国时期渔猎活动占有较大的比重。辽金时期曾一度把松花江叫成“鸭子河”，辽朝末代皇帝经常到松花江边钓鱼、打猎，为了行猎向女真人索要的贡品是一种名叫“海东青”的猎鹰。清朝时，康熙皇帝在扶余南部开设皇家围场，把松花江特产鳇鱼做为进贡朝廷的贡品。现在扶余县内一些地名仍能反映出古代渔猎文化活动的影像。如马场滩、鸭子圈、鲤鱼圈、头道亮子、河神口、獾子洞等。
农耕文化
进入农耕文明时代是扶余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古代扶余与东北其他少数民族的主要区别之一。古代在东北地区，渔猎、放牧是众多少数民族共有的特点，只有夫余国首开农耕文明先河，这也是夫余国比其它周边国家富庶强大的主要原因。之后的两千多年扶余这块土地一直延续着农耕的历史。
了解金朝历史我们知道，金建国前拉林河流域就是农业非常发达的地区。金建国后，在与宋的战争中抢掠大量中原地区的人口到塞北进行农业生产劳动，先进的劳动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带入，对开发扶余在内的金源地区农业生产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清朝，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运动“闯关东”大批关内人口流入扶余，扶余的土地大被全面开垦。当时闯关东开垦扶余土地的传说、故事非常多，扶余的村屯以“荒”、“号”、“窝堡”、“坨子”、“围子”、“马架”等命名是那一时期最典型的文化标志。乐土重耕已成为扶余人根深蒂固的思想根基。
驿站文化：
驿站文化是扶余比较特殊的一种文化特征。对北疆政治、军事、经济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古代驿站，穿越时空，在现代的扶余仍留下许多历史的记忆。远在辽朝统治时期，为了加强对女真族的管理，专门修建了一条通往女真部落首脑中心驻地黄帝寨（今阿城南白城子）的官方驿路。当时的驿路从辽朝北部著名的重镇黄龙府（今农安）到女真族黄帝寨，其间共有九个驿站，在扶余设有两个驿站，一个是“和里间寨”，一个是“报打孛堇铺”。和里间寨驿站位置是今天的陶赖昭镇半拉城子古城遗址，现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报打孛堇铺驿站是今天三岔河镇石头城子古城遗址，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年的驿站主要是传达辽朝对女真部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信息指令和运输所征税赋、贡品。后来金建国后，仍非常重视这条驿路。著名的南宋使臣洪浩结束在金流放的日子，回南宋途中准确的记录了沿途各站名称和风土人情。
清朝为了加强对东北边疆的统治，加强对俄的防范，开辟了一条由吉林省通往黑龙江省的驿路，其间驿站为军事机构。《吉林外记》记载扶余共有五个驿站：陶赉照站（今陶赖昭镇、）孙扎堡站（今五家站镇）、浩色站（今新站镇）、社哩站（今社里乡）佰德讷站（今宁江区佰都乡），至中华民国时驿站被邮传部接收。今天在曾设立古驿站的乡镇，有些人仍以是“站民”的后代而感到自豪。驿站文化是扶余县内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快马传书的驿站古道孕含着那一时期的历史背景。
交通文化：
交通文化是扶余各种文化形式中的一个大亮点，它渗透着扶余千年的兴衰史，古代的扶余因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所以交通非常发达。
公路交通历史较早，前边提到的辽金时期的驿路是当时一条高等级的公路，主要目的是服务于军事，而驿路的存在不可避免的带动了经济的发展繁荣。同样，清代的驿站古道也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高等级公路，是针对性非常强的防御俄国人的战备公路。扶余公路桥梁史上有吉林省内最早的一座公路石拱桥“万善石桥”。新中国的公路交通更是迅猛发展。公路120国道，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同三”高速公路,省道“开方”线相互交织，都为扶余的崛起注入了新的活力。
铁路交通始于清末，列强帝国为瓜分中国利益，争夺铁路修筑权，目的是进行经济掠夺，列强最大的经济目标之一就是进行铁路沿线的矿山开采权。列强俄国最终取得了东清铁路建筑权，于1903年建成通车，东清铁路在扶余东部纵贯全境，解放后这条铁路成为新中国南北铁路交通大动脉“京哈”铁路线的一部分。如今，正在建设中的“哈大”铁路客运专线又穿境而过，将更加丰富扶余的交通资源。铁路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扶余县城三岔河镇最具代表性。考证三岔河镇发展历史我们清晰地发现三岔河是一座因交通而兴起的城市，也是因交通而发展的城市，三岔河具有通衢之城的显著特征。
交通不但影响了经济建设，同时也影响到百姓的生活。在铁路沿线流传着东清铁路修建之初，百姓自发组织抵抗帝俄强行抢占土地筑路的活动。民间流传着没见过火车的老人们为火车吃什么草料能跑那么快而争论不休的故事。比喻干部的能力也用“火车跑得快，全仗车头带”来形容。
宗教文化：
宗教文化是扶余非常显著的文化文化特征之一。扶余宗教传播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萨满教为第一个宗教文化传播时期，萨满教是非常古老的一种宗教，广泛流传于亚、欧北部地区，也是在扶余最早兴起的一种宗教。萨满做为人和天神之间沟通的使者，在女真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扶余女真人和萨满教几乎是同时存在的，这个古老的教派一直流传到新中国建国前。
佛教是继萨满教兴起后的又一大宗教派别，它的传入是扶余宗教活动第二个高潮时期。早在唐朝渤海国统治时期佛教就传入扶余，辽金时兴盛。佛教传入对当时的社会有很深的影响力，它与原始的萨满教几乎难分伯仲。2009年5月在哈大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基础施工工地陶赖昭附近考古挖掘出一座金代佛教寺院，同时在蔡家沟镇西车家店考古挖掘出一处辽金时期女真人村落遗址，在遗址一女真人居民住宅中出土一尊铜制佛像。实物证实了这一时期佛教的兴盛。
扶余宗教活动兴盛的第三个高峰出现在清代至民国。随着关内人口的大量涌入，扶余土地的大量开垦，关内流民把宗教也带进扶余。这一时期扶余境内是五大宗教并起，，寺院庙观星罗棋布，仅长春岭镇内一处，就有弥陀寺、老爷庙、鬼王庙、三母庙、文庙、地母庙、九圣祠、清真寺、天主教堂九处宗教活动场所。佛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天主教成为当时的一种文化主流。五大教中佛教流传最为兴盛，民国张其君所著《扶余县志》记载“居民之信佛教者十分之九”。
第四个历史时期是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恢复宗教政策，提倡群众信仰自由。部分宗教活动场所陆续恢复重建。已建成佛教慈云寺、三山寺、徳善寺，道教三清宫、圆通观，天主教苏家教堂，伊斯兰教三岔河清真寺。恢复重建的宗教建筑不但为信教群众提供了活动场所，再现了古代艺术风格，同时也成为扶余旅游的亮点。
历史文化
扶余历史文化最具典型特征。二千二百年前诞生的夫余国是东北的历史文化源头，直接影响了东亚地区的历史文化进程。夫余国是一块金色招牌，是一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名片。它不单自身存活了六百多年，创造出辉煌的古代文明，而且夫余国的子孙衍生出的高句丽、百济、豆莫娄及受其影响较深的渤海等国的历史文化同它一样璀璨生辉。
夫余国之后，勿吉、契丹、女真等民族都把扶余这块土地当作重要的舞台粉墨登场各显风采。现存于得胜镇的全国重点文物大金得胜陀颂碑记录了女真人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在扶余大地上演了一幕荡气回肠可歌可泣的历史正剧。大金得胜陀颂碑的史学价值蜚声中外，成为中外史学界研究金朝历史所亲睐的实物依据。辽金历史、金源文化成为扶余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扶余县的考古记录中，80%以上的古代遗址都是辽金时期的。
清朝时扶余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人口大量增加，土地开垦达到空前，满、汉、蒙、回、锡伯、朝鲜等族人民相互交融，各民族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和习俗在扶余这块土地上沉淀、积累、开花、结出丰硕的果实。( 责任编辑：管理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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