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五大知名县域电商之经验，深度解析“延吉共创”农村电商新模式

　　农村电商为哪般?
　　
　　这个问题是我探索和实践农村电商的源动力，至今我参与服务过的县域有甘肃成县、吉林通榆县、山东蒙阴县、辽宁大洼县、吉林延吉市等，各家都有自己的特色，且不论是什么电商模式，归根是致富民众、发展经济，归根是为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民提供更好的创业环境，归根是把产地的优质农产品卖出来，且争取卖个好价钱。
　　
　　农村电商为啥火?
　　
　　2014年7月份，商务部和财政部联合发文支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全国选了8个试点省，每个省选了7个试点县，共计56个电子商务综合示范县，每个县直补2000万用于发展农村电商。
　　
　　2015年7月份，商务部和财政部再次扩大试点范围，全国共选出了200个电子商务示综合范县，每个县直补1850万。
　　
　　除了消费市场外，国家的扶持资金是刺激县域发展电商的重要因素，全国共有2800多个县，稍有远见和条件的一些县域，都会抓破头皮为本县争取示范县名额，争取到名额的县域，彼此还要比拼谁家做的好做的优。
　　
　　有了政策和资金，激活了一批人和企业积极从事县域电商事业，他们来献计献策献资源，共谋农村电商发展之道。
　　
　　于是，全国掀起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的热潮。
　　
　　县长们在想什么?
　　
　　如果说1978年是工业变革的开始，今天的2015年则是农业变革的元年，前者发展的是实体经济，今天在全国推行的是县域网络经济。
　　
　　不少县长手里握着资金和政策，但他们多少有些茫然，在他们过往的从政和生活经验里并没有太多互联网因素，“县域网络经济“还是一门新词。
　　
　　发展农村电商的路径在哪里?政府扮演什么角色和发挥什么作用?农村电商促进县域经济体现在哪些方面?政府资金怎么花，花在哪里?
　　
　　这些是县长们特别关心的问题，也是农村电商需要破解的难题。
　　
　　五大知名县域电商突破口
　　
　　1、“遂昌模式“始于标准化服务
　　
　　最早实践农村电商的当属浙江遂昌县，遂昌人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最初为本地网商进行电商服务，包括拍照、营销、培训等，之后逐渐演变成统一平台、统一品牌、统一营销、统一物流、统一售后的标准化服务，随着遂昌土猪、遂昌土鸡、遂昌红提等本土产品的成功售卖，“遂昌“知名度逐渐被打开，然而今天的”遂昌模式“早已不仅仅如此，已发展成为一家知名的电商公共服务平台。
　　
　　“遂昌模式“起初，一端聚拢本地网商和农户，一端对接电商企业和资源，中间形成标准化的流程服务，这便是遂昌模式最初的发展经验。
　　
　　2、“成县模式“从公共服务起航
　　
　　甘肃成县在2013年时仍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城，成县有今天的成绩，离不开一位关键人，他就是成县县委书记李祥，业界尊称“核桃书记“，我受李书记邀请，于2013年夏天第一次去成县，也是那时才知道除了新疆核桃和临安核桃外，国内还有”成县核桃“的美誉，成县核桃种植面积高达50余万亩。
　　
　　李书记借助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积极为家乡核桃代言，并通过“走出去、请进来“主动创造销售机会，李书记曾先后到北京、上海、浙江等地拜访企业并推销核桃，慢慢借助互联网打开了成县核桃的知名度，成县顺势而为成立了电商协会，并为本地创业者提供公共服务和创业扶持，李书记影响力逐渐把”成县核桃“推向了大众关注点，进而一发不可收拾。
　　
　　以李书记为核心推动的县域公共服务，是成县带给大家的最初经验。
　　
　　3、原产地直供成就“通榆模式“
　　
　　通榆县位处北纬45度，隶属吉林省，“通榆模式“是我参与共建比较深入的一个县域，启示主要有两点：
　　
　　第一，发展农产品电商一定要看原产地。不管在什么平台用什么方式销售，农产品一定种养在土地上，而这块土地大部分都在全国各大县域，所以“县域农产品+各电商渠道+全国消费者“便是我力推”通榆原产地直供模式“的思考来源，为此我撮合知名电商1号店和通榆县签署战略合作，并为全国消费者定制生产通榆农产品。
　　
　　第二，通过农产品品牌化实现优质优价。原产地县域农产品基本以初级品为主，更谈不上互联网化和品牌化，而互联网需要的是好商品，所以农产品的品牌化是实现产品商品化的重要过程，也是实现增值溢价的重要手段，通榆县便整合杂粮杂豆成为统一的品牌，用这个品牌统一对接外部电商渠道。
　　
　　4、“大洼模式”破局农产品质量安全
　　
　　大洼县地处辽宁省盘锦市，是盘锦大米和辽宁河蟹主产区，“大洼模式”的思考来源是国内农产品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我们谈论最多的是原产地农产品的以次充好和以假乱真现象，以盘锦大米为例，市场上依然有很多”假盘锦”,而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并不足为奇。
　　
　　得知阿里巴巴正在实施“满天星”追溯计划，我们果断联系并希望把大洼县作为县域农特产品追溯计划的试点县，阿里巴巴满天星计划旨在为正品和真品溯源，于是大洼试点产地农业得以顺利实施。首先，我们优选了大洼优质农产品，并为这些产品进行“一品一码“质量安全追溯;其次，以淘宝特色中国馆-大洼馆为售卖平台，向消费者传达正宗原产地的理念，把大洼的碱地柿子、盘锦大米、辽宁河蟹等卖到全国。
　　
　　5、“明水模式”从县域公共品牌出发
　　
　　明水县位于黑龙江省，从哈尔滨往北还有4小时车程，明水电商从无到有，仅仅用了一百多天，得益于县长洪非和县委书记路百胜的全力推动，他们放下身段四处取经，招揽各方人才为明水献计献策，逐渐打开了视野和路子。
　　
　　其实，每个县基本都有自己的农产品公共品牌，但这些公共品牌基本都停留在标识阶段，品牌文化和包装理念过于传统，不太符合互联网消费群体的消费特征，于是我们提议明水县政府为明水重新打造具有互联网特征的县域公共品牌，通过政府的公共影响力，赋予公共品牌更多互联网文化，明水县五谷杂粮统一用公共品牌对接各方销售渠道，从而实现统一形象、统一管理、统一营销、统一配送、统一售后的标准化服务。
　　
　　明水电商还有创业孵化基地、智慧农业等板块，县域公共品牌是明水电商发展之初的一个突破口。
　　
　　“县域模式“本身并不重要，我们看到的模式是总结的结果，是拿来分享经验的一种叫法，模式本身代表不了全部，更不能简单拿来复制，我们仅以此来启迪思维。
　　
　　农村电商新模式“延吉共创“启示录
　　
　　延吉市是一座中朝边境的小城，我们在探索延吉电商发展路径时，首先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政府倾尽政策推动本土电商良性发展，如何让公共资源惠及更多的农业主体和农民?“。延吉市政府希望为本地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民搭建一个高效的服务平台和服务体系，希望让更多企业和组织参与并从中受益，这些都是我们破局延吉电商发展的主要思考点。
　　
　　在延吉市政府的推动下，做成了以下四件事：
　　
　　第一，延吉市政府和阿里巴巴签约成为“满天星”计划试点市。阿里巴巴满天星农特产品溯源计划，是与全国各大企业和优质农产品原产地共享的二维码技术，从生产源头截断不良商家造假售假行为，消费者通过手机淘宝扫码就可以进行商品真伪验证和产地溯源。
　　
　　第二，延吉通过电商协会公共组织的力量，为本地企业搭建公共服务平台，为本地十余家企业免费实施农特产品的溯源计划，为延吉优质农产品保驾护航，同时在延吉电商大厦为企业建立了满天星O2O体验店，为企业创造更多展示和销售机会。
　　
　　第三，延吉政府为本地企业搭建销售平台，带动十余家企业在淘宝网联合举办“朝鲜族网络美食节”，短短三天销售近200万，平岗大米、明太鱼、朝鲜族泡菜、朝鲜族冷面、椴树蜜、黑木耳等10余款特色产品销量逼近5万单，其中平岗大米卖掉了三大卡车，超过35吨。
　　
　　第四，布局移动互联，借助手机搭建延吉企业和消费者的沟通桥梁。在手机端建立延吉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追溯平台，消费者通过手机验证产品真伪，并可直接下单再购物。为提升消费者对延吉的关注，线上在全国网络渠道开展扫码延吉的活动，线下在延吉酒店、主干道、餐饮等地方开展验真伪抽奖活动，从而让更多消费者参与其中。
　　
　　当下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我们总结”延吉共创“新模式主要包含以下三点共创内容：
　　
　　第一，企业共创
　　
　　本次计划联动十几家企业和合作社共同参与，共享政府搭建的公共资源，打破了一家企业或几家企业独享价值的瓶颈。
　　
　　发展县域电商需要让更多本土企业逐步互联网化，只有本土企业步入电商发展快车道，县域电商才能从根源上解决源动力问题，县域经济才有可能以点带面的被激活，这正是企业共创的意义。
　　
　　第二，公共资源共创
　　
　　通过阿里巴巴满天星计划，延吉市政府充分调动各类公共资源，通过农检局为商品的质量安全做背书，通过商务局搭建阿里巴巴满天星全国线下体验店，通过旅游局实现了延吉旅游和消费者的链接，并在延吉市内主干道、酒店、宾馆等公共区域放置追溯码海报，以实现消费者O2O沟通。
　　
　　发展县域电商是一盘棋局，少一个棋子可能就不完美，政府在公共资源调配上需要齐心协力、优化配置，才能让公共资源发挥更大的市场价值。
　　
　　第三，消费者共创
　　
　　通过阿里巴巴满天星计划，延吉企业和全国消费者建立了数据沟通关系，消费者在手机端的查询和消费数据，积少成多便成了有价值的数据库，这些数据是企业开展市场调研、二次营销并实现二次销售的重要资源，这正是让消费者参与共创的意义所在。
　　
　　本文提到的县域模式的经验，仅是他们最初发展时的一些切入点或突破口，不足以代表各地电商的全盘情况。
　　
　　今天，全国仍有不少县域值得学习和借鉴，比如沙集模式、武功模式、桐庐模式等，所有模式都不是一蹴而就，更有诸多本地电商运营企业的共建和努力，也是不断实践和优化的结果。
　　
　　研发产品需要创新精神，做县域电商同理需要不断创新和实践，各地政策环境和物产情况不一，我们需要创新符合本地发展的电商之路，便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