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方将军于国民党军队官至少将，于解放军亦官至少将，人称“双料少将”。

　　解方，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原名解如川，字沛然；生于吉林东丰四平乡；1930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参加东北军，曾任参谋、副旅长、师参谋长；193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军任职期间，积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41年到延安，先后任中央军委情报部第3局局长，中共中央党校军事训练班秘书长，八路军第120师358旅参谋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方到东北，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副参谋长，辽宁军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12兵团参谋长，第40军副军长，先后参加四保临江、辽沈、平津、衡宝、广西和海南岛战役。
　　
　　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多次参与重大战役的指挥，并作为朝中方面代表参加开城停战谈判。
　　
　　1953年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军事学院副教育长，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副院长。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
　　
　　1979年2月任后勤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位列第一）；曾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84年4月9日在北京病逝。
　　
　　“双料少将”解方
　　
　　解方将军于国民党军队官至少将，于解放军亦官至少将，人称“双料少将”。
　　
　　解方将军长身剑立，阔嘴直鼻，下巴微突，双目如炬。是吉林省东丰县（小四平镇）人，地主家庭出身，早年就读于奉天第三高等中学，与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同窗。将军品学兼优，后经张学良保荐东渡日本，进日本成城学校补习日文，学习初步军事学。将军精通英、日语，思维敏捷，言语犀利。张学良称之为“难得奇才”；彭德怀称之为“称职的参谋长”。
　　
　　1928年，解方将军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期步兵科，按规定入校前须于日军第三师团第六联队当兵。适发生“济南惨案”，该联队调援侵华，将军愤而离队。因张学良保举，校方未予追究，解方得以继续入学。1930年毕业考试名列第一，因有反日行为，被降为第三．解方将军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张学良闻之大喜。是晚设宴为将军接风，并委以中枢机要。据云，张学良甚喜解方将军之才，曾为其妹提亲，被将军婉绝。
　　
　　解方将军有辩才，亦有运筹谋划之才。
　　
　　1931年11月8日晚，驻天津日军策动地痞流氓暴乱，全城鼎沸。当时是张学铭任天津市市长兼公安局长，解方将军任天津市公安局特务总队队长，将军与贾陶、孙铭久、黄冠南等四人临危受命，保卫省市政府。其时，闸口又告急，将军急至，告诸保安曰：“我先行，你们跟上！”戎服佩刀，一鼓而击之。“天津事变”平息后，南京政府授予解方等四人青天白日奖章，人称张学铭麾下“四大金刚”。发动事变的日军头目土肥原叹曰：“想不到学生（指解方）打老师这么狠。”
　　　　
　　抗日战争之初，解方将军受张学良派遣，三次入桂，游说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抗日，初露舌辩之才，人称“解铁嘴”。1937年，解方任国民党五十一军参谋处上校科长，继升任一一三师三三七旅副旅长、一一四师少将参谋长。与此同时，担任中共五十一军工委书记。1941年，解方将军赴延安，公开共产党员身份。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将军；毛泽东说：“你回家了，解放了，就叫解放好了。”将军遂改名“解方”。
　　
　　解方——彭德怀眼中的“诸葛亮”
　　
　　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司令员每遇到迟疑难决的军机大事，就会对通信员喊道：“叫‘诸葛亮’来谈谈情况。”彭总所说的“诸葛亮”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
　　
　　解方受命担任第13兵团参谋长后，就立即开始了战前的准备工作；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熟悉了所属部队的人员编制、装备状况，详尽考察了鸭绿江沿岸的地形、水势、桥梁等情况，并搜集了有关朝鲜战场态势的大量情报。
　　
　　1950年8月中旬，朝鲜人民军已经解放了南朝鲜90％的地区，将美军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压缩到洛东江以东一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然而，朝鲜人民军一路南下，后方空虚、兵力不足的战略弱点已经比较明显。解方根据朝鲜地形和美军作战特点判断：美军将以一部兵力在现地与朝鲜人民军周旋，而以主力在平壤或汉城地区大举登陆，对朝鲜人民军实施前后夹击。如果这样，朝鲜人民军将腹背受敌，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解方把自己的分析和判断立刻向邓华、洪学智作了汇报，并以邓华、洪学智、解方3人的名义给中央军委起草了报告。毛泽东、周恩来十分重视这一报告，立即组织人员进行仔细研究，作出了麦克阿瑟可能在仁川登陆、实施两栖登陆作战的判断。
　　
　　事态的发展果如所料。9月15日，美军集中了7万余人，在200余艘舰艇、500架飞机的配合下，于仁川登陆。第4次战役时，由邓华指挥的东线部队预计于1951年2月11日晚向横城方向实施反击。发起反击的当天，在选择主攻方向上产生了两个方案，各有利弊。为了使成功的把握更大一些，彭总希望与邓华交换意见，决定取舍。当时，志愿军司令部与邓华指挥所没有建立有线电话，而无线电话在战役打响前不能使用，只能靠电台联络。这种战役部署的电文一般比较长，通常一个来回要两天。时间紧迫，按常规办事势必贻误战机。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解方果断地改变了正常的程序，命令作战、机要、通信电台人员同时上岗，每岗安排两人值班，彭德怀开始口述后，就拟一组，译一组，传一组，流水作业，只两个小时就完成了两个指挥部间信息传递任务，效率提高了几十倍，有力地保证了战役反击按预定计划当夜发起。解方称这种紧急情况下的高效运作方法为“救火车”，意即如救火车行使在大街上，畅通无阻。这在当时我军尚属首创。这种方法的运用在以后成为一种制度，只是名称改为“电台全程预告”了。
　　
　　经过5次战役后，美国被迫坐下来与我进行停战谈判。解方参谋长受命为中朝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之一。在谈判桌上，他发言反应迅速，应对鞭辟入里，有一种无可置辩的逻辑力量，显示了高超的对敌斗争艺术。在确定军事分界线、建立非军事区的谈判问题上，我方代表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本来在停战谈判前美方也持相同主张，此时却横生枝节，加以拒绝。他们自认为，现在虽然双方相持于“三八线”，但在空中、海上他们仍有绝对的优势，“海空军优势必须在地面上得到补偿”，要求我方向后退出1。2万平方公里。这一强盗逻辑理所当然遭到我方严厉的驳斥。会商十几次毫无结果。
　　
　　在后来的一次小组会谈中，解方回敬说：“我承认你们的海空优势。你们是陆海空三军参战，但是你们不要忘了：我们一军对三军就把你们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如果是三军对三军，早把你们赶下大海了，还有什么谈的余地呢！”对方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在另一次小组会上，解方又幽默地说：“既然你方说你海空军强，我方说我陆军强，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设想：在停战时，只让双方数目相等的陆军停火，而我方多余的陆军不停火，你们的海空军也不停止行动，这样好不好？”一席话戳穿了美方荒谬的“海空优势论”，对方无法反驳，却坚决不干。美方在谈判桌上谈不赢，就狂妄地叫嚷：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对于这种威胁和恫吓，解方针锋相对：你们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也休想在战场上得到！停战谈判因美方发动夏秋攻势而休会。美军在两个多月的攻势行动中被我歼灭15。7万余人。军事威胁失败后，停战谈判在板门店重新开始。当美方重弹“海空优势”的老调时，解方说：“我劝你还是不要谈那刺激感情的什么‘补偿论’吧。如果一定要谈，那么地面部队的优势难道不要补偿吗？”在无可奈何之下，美方不得不放弃了其“海空优势补偿”方案。
　　
　　毛泽东之子毛岸英不幸遇难后，解方将军曾请示彭总：“这件是要不要向主席报告？“彭总沉吟半响后，曰：“迟报不如早报，今天就报。”其时，有人提议将毛岸英尸体运回国安葬，彭总不同意，于11月25日致信周恩来，曰：“我意即埋在朝北，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似此对朝鲜人民教育意义较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此事杜平将军言之。彭德怀元帅好训人，解方将军则例外。某日，有人言解方是旧军人出身，彭总闻之火冒三丈，怒斥曰：“旧军人出身怎么啦？我彭德怀，还有朱德、贺龙、叶剑英……哪一个不是旧军人出身？我看解方是个好同志，是个称职的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