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浙江省肿瘤医院联合阿里巴巴达摩院召开发布会，发布全球首个胃癌影像筛查AI模型DAMO GRAPE，首次利用平扫CT影像识别早期胃癌病灶，并联合全国20家医院，在近10万人的大规模临床研究中大幅提升胃癌检出率。相关论文登上国际顶级期刊《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引发全球关注。 这种高可及、低成本的新方法，可以有效筛查威胁人类健康的多种主要癌症，让早发现、早治疗成为可能。在今年7月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工智能惠及人类全球（AI for Good）峰会上，阿里达摩院受邀分享多癌早筛AI的最新进展。据悉，该技术已覆盖全球9个国家和地区，服务2000万人次。 在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 2025）上，我们有幸邀请到浙江省肿瘤医院党委书记、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程向东，以及阿里巴巴达摩院医疗AI算法专家郑智琳共同坐客观察者网直播间，讲述这份中国方案背后的故事。我们相信，在对抗癌症的道路上，再精尖的技术，效果都比不上早发现、早治疗。 观察者网：根据国家癌症中心统计，我国每年新发胃癌病例约36万例，死亡病例高达26万例，死亡人数在所有恶性肿瘤中排名第三。请问这个现状是如何形成的？ 程向东：业界都认为中国是胃癌高发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我国都属于发病率较高的，同时由于人口基数的原因，每年全球约一半的胃癌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都在中国。疾病负担非常重。目前，我国肿瘤防治和胃癌防治总体呈现两高一低的状态——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早期发现率较低——这导致5年生存率较低，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 观察者网：公开医学资料显示，在遗传因素与偏好高盐、腌制食物的饮食习惯影响下，胃癌在东亚地区整体均较为高发。和周边国家比，我国的胃癌防治情况如何？ 程向东：从目前的情况分析，每年新发病例中，有30%以上的晚期病人已经失去通过手术根治的机会。目前中国真正的早期病例只有15%—20%。对比邻国日本和韩国，虽然他们也是胃癌高发国家，但可以说，他们防治水平比我们高很多。 数据显示，日本胃癌的早期发现率超过60%；韩国近几年发展特别快，早期发现率已经达到70%。我们和他们的差距非常大。早期发现率的差异也导致病人预后差异很大。日本（60.3%）和韩国（68.9%）胃癌病人的整体预后5年生存率明显高于中国（35.9%）。可以说，形势非常严峻。 观察者网：您提到了早诊率低的问题。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文献讲，说如果能够早期发现并及时进行干预，胃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可以从低于30%以下显著提升至90%以上。请问程书记，影响我国胃癌病例“早发现早治疗”的现实原因在哪里？是医疗资源不足、公众意识淡薄，还是我们的筛查方法有局限？ 程向东：我们对比一下来看，比如韩国。韩国人口基数不大，大约只有五六千万，但国家整体相对富有，大规模筛查并不是特别困难。在韩国，胃癌的疾病筛查是全人群全口径的，韩国自1999年开始实施的全国性胃镜筛查计划，建议所有人在两年内必须检查一次胃镜。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会发现很多早期胃癌病人。 韩国的依从性（患者遵医嘱进行检查、治疗的“合作行为”）也是如此。在20多年前该国开始倡导时，老百姓并不完全听从政府的倡导。在每年或者每两年内，只有不到30%的老百姓去医院或者体检机构做胃镜检查。随着不断科普、教育等，目前韩国民众的依从性可以达到80%，民众对胃癌筛查比较配合。 但对中国而言，显然就存在一个问题：中国人口基数庞大，让所有14亿人口在两年内全部做一次胃镜显然不可能、也不现实：医疗资源远远不够。如果这样计算，那么现实中需要的医疗机构和医生有多少？得有多少胃镜设备？显然不可能实现。 再者，中国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大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老百姓配合度和依从性较好；但有些地方的人群未必按照要求到医院进行常规检查。他们的健康意识不强，依从性不佳。 基本国情导致中国无法像韩国和日本那样全口径、全人群地展开筛查。这就对中国提出一个新的话题，也是中国特有的话题：我们如何发现更多早期胃癌病人？我们必须拿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胃癌筛查方案。 观察者网：我们看了一些资料，国内一些传统的胃癌筛查方法，例如问卷法和高危人群胃镜法，检出率非常低（1.16%），大约100个人中只能检出一个。现实中，很多医生都会提到“金标准”胃镜，但是胃镜具有侵入性，对患者来说有痛苦，接受度不高。后来一些新的方法像液体活检，其实也没办法解决现实问题。 今天患者到医疗机构——无论是专科医院还是综合性医院就诊——医生都会进行精准诊断。目前在中国，尤其是大中心城市或者大医疗机构，对胃癌进行精准诊断其实并不困难。或者说，只要你来医院就诊，我一定会为你检查得非常清楚。 但是筛查是另一个概念。筛查是在正常人群中，我们使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来基本判断被检查者是否患有胃癌，或者是胃癌高危人群，而非立即诊断出胃癌。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将中国14亿人口，通过一种可靠的方法筛查出5000万左右的高危人群——高危人群，我们建议必须去医院检查。 其一是特别便宜，适用于所有人。一次要花几千上万元的方法就不适合用于筛查——如果就几十元、百来元甚至不需要花钱，患者肯定能接受。 其二是可及性好，筛查不痛苦，人们不抵触。例如现在做甲状腺、乳腺或者肺部的筛查，拍CT、拍胸片、做超声，既不痛不痒，也很方便，人们就很容易接受。如果要做肠镜、胃镜，或者要抽血，一些人就会担心，也不太愿意做，对这种筛查就会有本能的抗拒。 考虑到这三个基础条件，在国家推荐的筛查方案中过去我们采用问卷法。问卷法会列出几个问题：性别、年龄、疾病史、饮食习惯、生活地区，过去是否患有胃溃疡或者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等疾病。因为胃癌有地区分布特点，例如东南沿海、西北等地区就属于高发区。长期食用霉变腌制食物、高盐食物、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或者家族史等。一旦锁定这些高危因素，就可以去判断一个人是不是高危人群。 观察者网：其实还是这个命题：任何公共服务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之上，基本都会成为一个需要具备中国特色，不断攻坚克难的课题。像问卷法和高危人群胃镜法，尽管只是从“100个人中找出1个人”，但已经是无数中国医疗工作者们数不尽的汗水和付出的结果了。事实上，大家至今还在尝试更多的方法。 程向东：如果是韩国、日本那样总人口不多的国家，完全可以进行全人群、多口径的全面筛查，每两年做一次检查也没有问题。但我们国家有自己的国情，我们期待筛查更精准，在“浓缩”高危人群的时候不漏诊，不断提高检出率。这些年来，我们也在不断摸索、尝试一些新的机会。例如和达摩院的AI筛查合作，效果就非常好。 观察者网：近期，浙江省肿瘤医院联合阿里巴巴达摩院发布了全球首个胃癌影像筛查AI模型DAMO GRAPE，首次利用平扫CT影像识别早期胃癌病灶，再对AI识别出的胃癌高风险人群通过胃镜确诊。让我们想到之前达摩院胰腺癌筛查AI模型DAMO PANDA率先登上《自然·医学》，该刊评价说，“基于医疗影像AI的癌症筛查将进入黄金时代”。 我们看到新的AI筛查方案正在崭露头角。一份数据显示，在两家地区医院的模拟机会性筛查试验中，DAMO GRAPE模型精准、高效识别胃癌高危人群，胃癌检出率分别达到24.5%与17.7%，其中约4成都是传统方法很难查出来的无症状患者。我们很好奇，达摩院的团队是怎么想到用AI筛查胃癌的。 郑智琳：达摩院之前用AI做过胰腺癌的筛查工作，即用平扫CT进行筛查。我们就想，能不能将这种方法也拓展到空腔脏器筛查领域，浙江省肿瘤医院也有相同的想法，我们就展开了合作。医院有大量精准的数据和标注，对这项技术的探索非常重要。 郑智琳：是。其实胃癌采取平扫CT筛查的方法，本身具有很大挑战性。平扫CT确实成本低、效率高、基本无不适感，之前被大量用于各类的门诊和体检场景。但是，平扫CT图像的对比度极低，胃肠道等空腔脏器的气体和蠕动又会造成严重干扰，进一步降低图像清晰度。 比如说，胃癌的形变较大，内容物的干扰较多，早期胃癌很多仅是黏膜层上的病变。为了应对这些问题给，我们收集了大量数据，获取了更精确的胃癌信息，在平扫CT影像上的数据标注和AI模型框架上都做了很多创新，不断来攻克这个难题。 观察者网：听说达摩院的团队和浙江省肿瘤医院，联合构建了国际上最大规模的胃癌平扫CT影像数据集。从之前的胰腺癌AI筛查模型DAMO PANDA，到现在胃癌筛查模型DAMO GRAPE，有哪些能力创新？ 郑智琳：我们利用了达摩院此前在“平扫CT+AI”上长期的技术积累。从技术的角度来说，为了攻克胃癌难题，研究团队收集了6千多起胃癌病例的平扫CT影像，这种数据量在整个胃癌筛查领域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更希望在胃部平扫CT上有更精确的标注——对胰腺癌来说，这实际上并不难实现。胰腺癌AI筛查的解决方案是在增强CT上标注胰腺癌的病灶，然后再用配准方式配准到平扫CT上。 但是，胃癌筛查的问题是，胃癌的形变较大，这种配准方式会导致迁移过程中出现标注偏移，影响准确性。我们针对这样的现象，专门开发了针对胃癌的配准模型，来获得平扫CT上更精确的胃癌标注。此外，我们还从模型的网络架构和学习方法上进行了对胃癌的精准适配。 程向东：我们是临床一线医生，以前我们曾经尝试过在肺癌筛查中使用胸片，但仅凭X光片辨识度较差，筛查时很难发现早期肺癌结节，自从CT用于肺癌筛查后，发现早期肺癌变得越来越方便。我们很多医生就在想，能否像筛查肺癌一样用平扫CT来筛查胃癌？ 但这个方法很快就被放弃了。因为空腔脏器内有各种内容物、空气，还有相互的蠕动，干扰因素非常多。我们一度觉得，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课题。但后来，AI的出现让这种不可能的事情实现了。在临床应用过程中，AI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惊喜。 在前期的模型外部验证时，我们就遇到了几个病例。例如，当我们诊断他是胃癌病患后，回顾他半年前、一年前的CT片，并使用模型学习和分析，就能发现他在半年前到一年前已经有问题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模型提前一年进行诊断。我以前常说，再高精尖的根治手术，效果都比不上筛查与早诊早治。 程向东：早发现和晚发现，结果完全不同。我们现在的研究，引发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可以说是轰动性的。这项研究结果被发表在Nature Medicine（《自然·医学》，代表国际医学领域的前沿突破），很多同行，包括国外的同道都在关注这件事。 观察者网：这项技术甚至平移到国外，也是颠覆性的。早期胃癌治疗费用可能只需几千元，晚期则需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这可能导致患者因病返贫。目前平扫CT加AI筛查不仅可以筛查胃癌，还可以在多癌筛查上更进一步。其实就是说，它有机会给社会和患者减轻负担，甚至显著提升早筛、早防治的比例。 程向东：现在来回答这个问题为时尚早。我们现在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即建立模型并进行临床验证。如果它要真正成为行业技术规范，那么还需要更多工作，特别是进行前瞻性大队列研究。我们已经和达摩院一起布局，计划在全国布设10个中心，收集近百万病例，进行实时且前瞻性的研究，发现高危人群并进行验证，即机会性筛查。 我们已经有一些“机会性筛查”的典型案例。比如，有一些患者来医院看病时，可能由于感冒而无意中做了胸腹部CT检查。虽然胸腹部CT检查的目的不是检查胃部，但是一旦有腹部CT检查，我们的AI模型和软件就能够实时分析，主动提示早期胃癌的可能性风险，提示医生和患者进行精确检查。 此外，另一个工作是社区筛查。我们计划在普通社区进行筛查工作，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我们可能开展10万例左右的社区筛查。在这些探索的基础上，或许我们可以制定一个非常标准的方案，并且让政府或者相关机构认可这项技术，并且获得相应的审批、认定和资质。所以说现在讨论这件事还早了一点。 程向东：我们经常说，早发现、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拯救家庭。如果早期肿瘤可以通过内镜下切除，那么费用非常低。几千元就可以解决，医保可以覆盖，患者自付非常少，效果特别好，甚至说可以根治。如果通过AI的助力，我们可以走到这一步，中国可能会实现类似日本、韩国的效果。 如果早期肿瘤和早期胃癌的比例会越来越高，从现在的15%升到20%，可能增长到30%、40%、50%。那时整个社会的发病率会下降，患者预后效果很好，治疗效果和治疗费用也会明显下降。让患者、患者家庭变得更好，是我们一直想要去实现的。 郑智琳：实验室在模型技术开发时，通常经过数据整理和清洗，因此数据整体相对非常干净。但是在医院部署时，我们可能遇到其他病例，模型未曾见过，因此模型无法对这部分数据的表现进行预知。因此在医院部署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仍然需要根据真实情况进行模型迭代，这样模型才能够在真实场景中得到应用。 部署环节，我们的工程团队，也需要与医院信息科进行深度交流和合作，并且提供一套标准化流程，将整个模型布置到医院系统中，接入医院的系统。从医生的工作流程角度出发，如果我们的AI模型筛查结果是阳性，就需要给医生复核，比如提供可视化的参考依据等等，这也需要相应的工作。 观察者网：程书记反复在讲，早发现胃癌可以拯救一个家庭。我们好奇的是，我们的社会应该如何提升公众对早筛的认知和接受度？因为现实中还是这个问题，很多人日常身体没有难受时不会去医院。那么放眼未来，医院乃至政府机构，应该如何推动早筛？ 程向东：肿瘤防治包含很多内容，比如我们刚才聊的发现早期病人。实际上这涉及两个维度，一个是病人端，另一个是医疗机构端。老百姓需要具备防癌抗癌意识，了解肿瘤的概念、基本常识、发展规律、容易发生肿瘤的原因以及肿瘤的可能性等。人们需要具备抗癌防癌知识，有意识地进行常规检查。 我们需要提升机构端的筛查能力和检查能力，以帮助老百姓发现更多肿瘤。医疗机构应该努力发现问题，而不是让老百姓自己去关注。国家也提出2030健康中国规划纲要，到2023年要提高15%的整体肿瘤五年生存率。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让80%以上的老百姓接受癌症科普，因此我们在演播间等各种场合，也鼓励专家进行科普。 程向东：我们需要进行科普宣教，向老百姓介绍各种肿瘤的发生和发展规律，让人们了解肿瘤的性质以及发生后的不可怕，我们有很多治疗方法。医疗机构除了诊断治疗疾病外，还需要让专家将专业知识化为老百姓可以听懂、看得见的科普知识，提高肿瘤防治的知识和意识。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医院有一个筛查车，上面有CT、超声等设备。我们每周都会出去，去偏远山区、去海岛，或者其他那些医疗资源相当匮乏的地方，为当地百姓进行免费筛查。在筛查过程中，我们会组织活动，例如举办讲座，为老百姓提供咨询等。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细小的工作不断影响整个社会，让更多老百姓得到这方面的知识。 观察者网：公共卫生水平的提高需要各个环节，包括政府部门、医院、科研工作者和老百姓，形成完整闭环才能实现公共卫生水平的提高，这是一项非常浩大的工程。现在又有了AI的各种深度参与，不知道是不是会有关于AI的担忧：比如AI会取代医生，医生和患者会不会焦虑类似的问题？ 程向东：以前我认为老百姓不接受AI，但事实上，我们中国的民众非常容易接受AI这样的新生事物。在临床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病人或者咨询者已经在看病前他们询问过Deep Seek和各类AI，了解自己的病症，甚至了解很多治疗方案和药物等。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会做很多准备。 从病人的角度出发，普通老百姓提出的问题与掌握的医学信息相差甚远。在临床中，我们遇到过很多问题。比如有些人特别执着和相信AI，甚至盲信一些搜索引擎上得出的“诊断结果”，结果要么吓得要死，要么盲目乐观，偏差特别大。从知识结构上，患者对整体情况不了解，还是应该相信医生的诊断。 比如DAMO GRAPE模型，如果没有医院和AI企业两方面的合作，就不可能有这样专业的医疗模型。人们想要将模型做的更好，就需要专业医生的智慧和能力。我相信拓展到其他行业也是这样，真正掌握模型的一定都是行业专业人士，一定是一个1+1>2的过程。 郑智琳：这也涉及到外界关注的AI医学伦理问题。能否确认胃癌，AI的确输出了是否阳性、病灶位置、可信度多少、分类概率等结果，但这之后最重要的还是医生综合初筛材料，最后给出专业的判断。我们应当明确，AI只是辅助工具，最终给出的结果还是要经过医生的复核，医生后续也会通过胃镜等手段进一步确诊。 郑智琳：从技术角度来看，癌症筛查AI技术可以扩展到其他各个器官，但每个器官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我们需要通过AI模型的迭代和优化适配每个癌症。达摩院未来将把癌症AI早筛扩展到更多的癌种上，并且希望实现更多病种的筛查，包括多种慢性病。 程向东：每个疾病都需要特定的技术或者模型进行检出。例如，胃癌筛查模型并不适合做肠癌筛查，因为技术各方面不同，关键参数也不同。就像当年PANDA胰腺癌的筛查模型，也不可能实现和其他癌症的技术互通。不同疾病需要不同的模型，没有模型能够解决各种疾病。 郑智琳：不仅是中国，全世界都面临医疗的普惠性挑战。我们注意到许多低收入国家的医疗资源非常有限，因此我们采用低成本的平扫CT筛查方式，为医疗资源匮乏的区域提供了一种可以负担的解决方案。我们希望团队成为全球健康诊治的技术提供者，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癌症早筛服务。 观察者网：现在的平扫CT到一筛多查，已经是一种很具备性价比的方式了。我们身边的很多家人、朋友都是医护工作者，我们知道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医生护士和医疗工作者的工作强度都是非常大的。最后想问问程书记，您从医这么多年，最难忘的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国家距离AI参与医疗的“黄金时代”还有多远？ 我们经常回顾过去，比如我自己所在的外科，从19世纪80年代到现在，人类已经走过了100多年。尤其是从上世纪末到新千年开始，这20多年来我们经历了极其快速的，令人难以想象的变化。 20多年前，做肿瘤手术需要“开大刀”；现在我们使用腹腔镜打两个洞就可以进行手术。放在当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现在绝大部分肿瘤可以通过腹腔镜或者机器人微创方法解决，病人恢复得很快，创伤也很小。我每一步走过来都记忆特别深刻。我做学生时是从手术刀和剪刀开始的，后来变成电极刀，超声刀。 在行医的20多年时间里，我们几乎经历了从开放手术到腔镜手术，从巨创手术到微创手术的整个过程。如今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同样充满非常惊喜和期待，我绝对相信AI一定会改变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目前所有的诊疗规范和理念等，未来都会随时发生改变。很幸运、很惊喜，我们这代人能够处于变革年代。 程向东：中国的AI技术处于世界前列，同时我们也拥有大量的数据，样本量足够大。换个角度想，即使其他国家拥有类似的想法、创意和技术，也无法建立我们这样的模型并运用到临床上来。达摩院本身非常优秀，技术前沿，团队都是年轻人，特别有干劲。我们省肿瘤医院有大量临床支持，全国很多中心也都愿意加入进来。 我们经历了很多，学到了很多，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更多地为老百姓和病人提供服务，做出贡献。和达摩院的合作，我也感到非常庆幸，有这样一个优秀的人工智能团队一起合作。在AI时代，中国的优势非常明显，人工智能和医疗领域一定是中国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