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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长达14年的国难由此开始，14年的奋起和抗争也由此展开。那些滴着血的岁月，永远被一代又一代人所铭记。在长春，在通化，在白山，在公园或社区等诸多场所，只要遇到80岁左右的老人，与他们攀谈，或与他们的后辈交流，都会还原起那一段耻辱却永不忘记的普通人的悲惨故事。
亡国奴生活难以忘却
在长春南湖公园，今年已87岁的高振海老人，回忆起“九·一八”之后的生活就满腔怒火。日本鬼子留给身体和精神的苦痛，让很多老人终生难忘。高振海的老家在山东省济南市，伪满时期，他到了沈阳，靠当搬运工干体力活谋生。记者在长春市宽城区一心街社区，见到了105岁的张树增，他经常给儿女们讲伪满时期他受过的苦、遭过的罪。张树增在酒厂帮工，日本人占领长春后，酒厂工作时间延长，日本人对工人特别凶狠，在冷湿环境下高强度工作，张树增患上肺气肿和风湿，如今骨头节增大、变弯，阴雨天骨头便疼，到了冬天气喘病就加重。
身体上的摧残已经够可怕的了，但仍比不上日本式教育同化少年的精神摧残露骨。日本侵略者把他的殖民化放在青少年学生身上，对中小学学生进行强制性的奴化教育。日伪统治时期，中小学分为国民小学四年，国民优级二年，国高（中学）四年，从小学一年开始学日语。到优级一二年每周日语课八节，放在整个课程的第一位，建国精神（即政治）仅次于日语之后，国语（语文）、数学放在最后，国高（中学）毕业时日语必须达到三等合格，否则，不准予毕业。
学生读到优级，每天一进校门和老师对话要用日语，每天早晨做早操，全体师生首先向日本东京皇室，新京（长春）皇室遥拜，之后，师生齐声背诵“国民训”；老师办公室都供奉一个“奉神龛”，老师和学生走进办公室要先对“奉神龛”行鞠躬礼。日伪在学校建立“协和少年团”，少年团员都得佩戴“八弘一宇”袖标，以表示“日满亲善”、“一心一德”。在校学生日常都要反复领会“国民道德”、“国民精神”、“尚武精神”等，把奴化枷锁套在学生们头上。所谓“道德”、“精神”其宗旨就是要学生崇敬日本的“天照大神”，崇敬日本天皇，让中国人做日本天皇的顺民，一生要为日本天皇陛下尽忠献身。
今年90岁的高振斌，12岁以前在山东农村放猪，之后随挑筐背篓的家人逃荒，落脚在长春东安屯油坊。17岁时日本人占领了长春，高振斌就读的德惠南街小学，完全变为奴化教育。日本教员把旧名为新京的长春说成是国都，把伪满说是小孩子的国家，并编成顺口溜让孩子背诵。同时把学日语定为主要课程，还进行政治教育。张昭申是高振斌班上的同学，对日本人的文化教育很憎恨，结果被管纪律的老师拿竹教鞭一顿暴打。有的同学家在农村，家里要上交公粮。交不上的，日本人培养的地头蛇就到他家打骂，弄得那位同学及家人吃不上、穿不上。过年过节，改善生活时，就靠种点小麦磨点面，乡上的保甲长、警长一旦发现，又罚又打，任何时候都不让吃大米白面。逢年过节磨面时，则要选在夜深人静的后半夜。年年冬天穿不上棉衣，高振斌上学要经过乱死岗子，经常看见吃不上饭没法活的人，饿死后被扔在那。高振斌因为家里生活艰难，最后到油场挣钱谋生，当事务员挣点钱，买个粮，他在名为同和的油坊干了一年，最后与叔叔养鸡谋生。在当时生活，整天提心吊胆，天天防着日本人抓劳工，高振斌的父亲、叔叔都被抓去修炮垒，都出过劳工。抗日胜利后，高振斌到铁路部门工作，生活才有了起色。
91岁的徐福住在九台市沿河街，他说日本在九台驻军地点叫西大营，常看到打枪的日本军人，老百姓很怕，每天看着日本军人、日本军旗，这种恐惧一直延续整整14年。九台的老百姓发现，装粮的车站异常繁华，路上的铁轮车的咯啦声一直响到1945年。这其间，徐福尝遍被奴役的滋味。日本人整死的中国人不计其数。老百姓连走路都犯法，低头走就是思想犯。说话也犯法，说话莫谈国事，否则就是国事犯。吃大米白面就是经济犯。为了生存，徐福到长春打工，给日本人干活，就职在满探公司的松亭洋服店，给日本科长以上的人做活，地点在伪满中央银行附近。店铺掌柜是日本人，他挨过打，遭过抢，每天都过得战战兢兢的。
梅河口市解放街有个远近闻名的老寿星，他就是108岁的高寿老人李士庭。说起往事，老人满腹辛酸。他的老家在河北省宁河县小丰屯，20岁左右时逃荒到关外，先后到苏家屯等地，最后落脚到海龙县山城镇，学了剃头手艺（理发），靠理发维持生活。日本兵侵占东北后实在太凶恶了，抢粮，烧虐，抓丁，牵个大狼狗满街遛，看谁不顺眼，就放狼狗咬人，咬得浑身是血，快断气了才罢手。有时把我抓去兵营给他们剃头，一个钱不给，一不小心碰疼了就挨一顿大嘴巴。中国人不准吃大米、白面、高粱米、猪肉、粉条，只能吃发了霉的苞米面。
英雄碧血染红“五块石”
记者走进梅河口市康大营镇前五块石村。就是这个幸福美丽的山村，曾经在“九·一八”事变后发生过悲壮的抗日故事。
五块石村有一位百岁老人叫赵淑琴，她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老人充满缅怀和崇敬地告诉记者：“我们村打鬼子的事说不完呐！到啥时也不能忘了他们，更不能忘了我们的英雄赵月仙。”老人在回忆当时血与火斗争的年代充满了激情，她自豪地说：“那个年月，俺们村的妇女多数都为打小鬼子出力，杨靖宇将军也吃过我做的饭”。
随着老人记忆闸门的打开，一段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故事展现在记者的眼前。
“九·一八”事变后，前五块石村与东北广大村一道，遭受到日伪统治者惨绝人寰的烧杀掠抢，清乡并屯等苦难遭遇，五块石村到处是腥风血雨，暗无天日。赵玉仙住在一个小山坳里的马架子，她丈夫刘风久腿脚有残疾，家里、田里全靠她里里外外忙活。家里养了一匹大青马，早起晚睡还得割草、放马。生活虽然很贫苦，但总还算过得太平。赵玉仙是位热心肠，哪家有点“沟沟坎坎”时，她都会主动上前帮忙，深受乡亲们的依赖。当她看到鬼子和汉奸在康大营一带迫害百姓无恶不作时，她义愤地对姐妹们说：“不要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要大家拧成一个团儿，小鬼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的’”。时隔不久，1932年夏天，鬼子清乡并屯开始了，五块石村到处是一片火海，把未迁至鬼子指定的“部落”的地方所有房屋全部放火烧毁，赵玉仙住的马架子也被烧了。她和乡亲们被逼进“部落”，只好搭草棚居住，赵玉仙和乡亲们都感到亡国奴的日子无法过下去了。
1933年仲夏，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司令杨靖宇将军派工作队分赴南满各地开展宣传抗日和组织发动工作。五块石村与周边的三十一户村、慕粉房等村地理位置处于原海龙县城50多公里的北部山区，五块石村东部和北部与磐石县接壤。磐石县波漓河套是抗联根据地，地理条件有利抗日宣传和组织发动。赵玉仙听到抗联工作队到村的消息后，主动地找工作队要求参加宣传和组织妇女配合抗联作好抗日救国工作，在抗联工作队的直接引导下，赵玉仙积极奔走在五块石村和周边几个村屯宣传抗日救国。组织起一个人数众多的五块石妇女救国会，她被抗联任命为五块石妇女反日会领导人之一。
五块石妇女反日会受到东北抗联和中共海龙中心县委的极大关注，指导他们如何做好敌后抗日工作，并提供抗日宣传相关材料。赵玉仙曾多次为抗联提供日伪活动情报，后被抗联、中共海龙中心县委委任为敌后交通员。在那艰苦的抗日战争中，东北抗日联军的粮食、被服等给养经常出现断流，特别是伤病员及时医疗更是个难题。赵玉仙冒着极大风险组织五块石妇女反日会为抗日联军做鞋，缝补军服，做饭和做干粮送到山上。为及时和较好的解决抗联伤病员医治及休养，赵玉仙主动向抗联和海龙中心县委要求在她家设一个地下医疗站。组织同意了她的要求，在她家设了一个秘密抗联伤病员医疗站，医疗站设后受到康大营中共党支部的支持，支部书记金集荣，党小组长刘正儒两人都是中医，两人定时到赵玉仙家给抗联伤病员治病，在治疗中有时抗联资金跟不上，赵玉仙自己掏钱给伤病员买药，并经常到山上采集中草药为伤病员疗伤。
由于抗联重创日伪的战斗日益加大，部队亟需补充武器弹药。赵玉仙得知这一情况后，她先后两次为抗联筹集一大批枪支弹药。第一次，她找到在伪“自卫团”当团副的表弟穆家欢，让她表弟给抗联筹集一批枪支弹药，她表弟深知这件事关系重大，不敢答应表姐的要求，赵玉仙对她表弟说：“东北抗日联军为了赶走小鬼子救中国，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能眼看着自己的部队有困难不管吗？你放心，我会安排妥妥的，决不会让鬼子知道”穆家欢以扩大“自卫团”名义给抗联筹集到一批枪支弹药。第二次，赵玉仙又趁热打铁，找到地下党员李玉仙的妹夫李庆山，李庆山已打入敌人内部，时任二道岗团总。当赵玉仙向李庆山说明来意，李庆山二话没说，当即两人研究怎么能把武器弹药搞到手，又要做到不让小鬼子看出破绽，最后研究决定，买通李庆山所熟悉的海龙日本守备队翻译官刘仁珠，以建立自治联防队为由，需要一批枪支弹药，为做到保密，由赵玉仙带着李团总的信、两个金戒指和一捆伪币去海龙日本守备队面见翻译官刘仁珠，赵玉仙对刘仁珠说：“我带来的是李团总一点小意思，事成后按枪支弹药数量敬献刘翻译官。”赵玉仙返回家第五天，日本翻译官刘仁珠通知李团总取货。赵玉仙又一次去海龙刘仁珠家，商定取货时间和地点。赵玉仙将这一情报及时送到抗联游击队。1935年初秋，李庆山带领化妆成“自治联队员”的抗联游击队员，到海龙县城九龙口取回一批枪支弹药。
1934年7月27日，抗联游击队配合海龙中心县委在这天的夜里一举击溃了伪康大营警察署，当场击毙伪署长赫永昌、伪警长王庆祥和巡官郎庆丰三人，俘虏敌警员30多名，缴获长短枪支30多支，伪康大营警察署被端掉的胜利，给日伪统治者当头一棒，打击了日寇和汉奸走狗的嚣张气焰，逼得康大营警署残兵败将龟缩在张家大院（现民安村）不敢轻易出来。
伪康大营警署这棵毒剌被拔掉后，日伪又在各村搜罗一些地痞流氓无赖扩充联防自卫团的规模，当时二道岗自卫团规模最大有50多人，日伪忠实走狗王德任团长，赵玉仙以卖鸡蛋为掩护，几次到二道岗自卫团驻地侦查敌人的情况，并将其侦查情况及时送到抗联游击队和海龙中心县委，抗联游击队、海龙中心县委两次夜袭二道岗伪自卫团，吓得伪自卫团只好虚张声势，不敢真枪实弹与抗联作对，王德这个日伪忠实走狗被海龙日本守备队抓去问罪，吃了鬼子很多酷刑。他被放回后，往日的威风一扫而光。
在抗日宣传工作中，赵玉仙曾带领五块石妇女反日会、反日同盟会的姐妹们写抗日标语，除张贴在康大营一带村屯，还徒走50多公里外的海龙县城张贴。
1936年农历十月初十这天，天空阴云密布，北风呼啸。同盟会出了个判徒王祥，他出卖了赵玉仙以及妇女反日会、反日救国同盟会成员。磐石县宪兵队根据判徒王祥的告密，派宪兵到五块石、三十一户村，逮捕了以赵玉仙、李庆山、穆老五、颜景升、王喜生夫妻等二十多名抗日人员。
赵玉仙等被日冠抓捕的抗日人员，受尽了鬼子惨无人道的刑讯折磨，赵玉仙所遭受的酷刑令人发指，敌人逼赵玉仙说出谁是共产员、游击队、海龙中心委活动地点都在哪？赵玉仙临危不惧，回答鬼子的就是一句话——“不知道”，再就是高呼抗日口号，敌人气急败坏的将赵玉仙嘴角、腮帮给豁了，赵玉仙仍怒目而视这帮野兽般地侵略者。
1937年农历腊月初八，鬼子把赵玉仙、李庆山等33名战士押解到磐石县靠山屯西沟一个干涸的大泡子边，用刺刀活活挑死。赵玉仙牺牲后，乡亲们偷偷地将玉仙的尸体运回五块石，埋葬在五块石林南山脚下，中共梅河口市委组织部在赵玉仙烈士墓前树立一座烈士丰碑。每当清明佳节，五块石乡亲们到赵玉仙烈士墓前扫墓祭奠，缅怀先烈。
“红军庙”的红色印记
梅河口市的82岁老人鄢景泰干了一辈子农业科技普及的工作。在晚年的生活中却大量地收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抗日的故事。记者采访老人的时候，老人动情地说：“那段历史，我们不能忘记，因为那是民族精神的一种体现，这种精神就是中国的脊梁，折不断、压不垮。我们记住的不应该是屈辱的过程，而是在面对屈辱的抗战故事。”老人向记者讲述了梅河口市鸡冠山人民抗日的故事。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侵华战争，梅河口鸡冠山下贫苦民众同东北人民一道陷入亡国奴的非人生活境地。日伪统治者一边嚎叫“王道乐土”、“大东亚共存共荣”等欺世之辞，一边对东北的中国老百姓进行惨绝人寰的烧杀掠抢，关东大地到处是腥风血雨，暗无天日。
1931年冬，一位跑关东的山东黄县人任志山，在鸡冠山下拉起一个绺子，报字“四海山”。这支人马劫富济贫，抗击日寇，受到鸡冠山下贫苦百姓的拥护，绺子由原来几十个人很快发展到五百多号人，这支农民抗日武装的抗日烽火在鸡冠山、清原、西丰、通化、辉南等东边道广大地区熊熊燃烧起来，一次次重创日寇的英雄战绩震撼了东边道，一时间，打得鬼子龟缩在大营里，吓得伪军不敢出城。当时流行在伪军中的一套嗑：“提起鸡冠山，浑身打颤颤；碰上‘四海山’，小命就玩儿完”。
任志山老家连年荒旱，饿殍遍野，逼得人们跑关东求生。任志山和家乡的几位穷汉子从黄县一路乞讨，于1930年春来到鸡冠山下大荒沟村老虎顶子落脚。1931年春，任志山和他同乡伙伴给大荒沟地主周大邪虎扛活。年终结算时，周大邪虎对伙计们说：“你们这些‘丧门星’给我周家大院带来了灾星，你们的劳金钱一个子儿也别想，我不冲你们这些‘丧门星’要你们吃我的饭钱，我周某人够大慈大悲的了。”任志山代表扛活伙计与周大邪虎以理据争，坚持讨回个公道。周家买通了官府，给任志山、林志强扣上“思想不良”罪名，并扬言，任志山再提出要劳金钱，就将任志山送进“思想矫正院”。官逼民反。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任志山带领同乡伙伴及在一起扛活的当地贫苦农民十多人，在这年冬的一天夜里，分别闯进周家大院和老虎顶子另两家地主深宅大院，出其不意压下三家地主护院的枪支弹药，连夜上了鸡冠山，拉起了绺子。当时迫于绺子人手少，枪支弹药不足等困难，日伪军又紧剿其后，任志山带领弟史们投靠当时活动在辽宁省清原县一带胡子帮“占九山”帐下。谁料这个“占九山”是一个见着鬼子就躲，进村就抢的打家劫舍的不义之师。任志山多次劝说“占九山”要爱护百姓，打的是日本鬼子，劫的是地主豪绅，杀的是汉奸走狗恶霸，“占九山”一句也听不进去，依然胡作非为。
任志山为争取“占九山”绺子中的“五梁八柱”和一般弟兄联合抗日，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教工作，多数人被感化，赞同任的主张。一次，“占九山”从山下抢来一名穷人家的闺女，要做他的压寨夫人。当天大摆酒宴，席前任志山好言相劝“占九山”送回少女，改恶从善，“占九山”非但不听其劝，反而大骂任志山“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任志山迫于解救无辜少女，拯救这支农民武装，当场击毙“占九山”和他的两个心腹，全场一片欢呼，当即拥戴任志山为大当家，改换山名，报字“四海山”，并定下“十三字山规”：劫富济贫，赶走日寇，还我东三省。
“四海山”这支民众抗日队伍痛击日寇，反奸除霸，救济贫苦百姓的正义行动，受到鸡冠山下和所到之处的老百姓欢迎。“四海山”五年多对日作战大小战例百余起，其中三打日伪军东边道“剿匪”司令邹本良；攻破山城子（现梅河口市山城镇），击溃日军驻山城子守备队，活捉守备队少佐队长川男一郎，为日军血洗梅河口境内小西沟百余人遭到屠杀复仇；亮水河一战打退了日本讨伐队进攻东北抗联的一个联队；捣毁安口镇伪警察署，解救出20多名被日伪视为“思想不良”在押的老百姓；“四海山”化妆成医生出诊，活捉汉奸宋翻译官，截获日军给养运输车队；袭击鬼子运送中国人劳工专车，解救出一百多名中国人被鬼子抓去的劳工，……“四海山”重创日冠的声威吓得鬼子闻风丧胆，震惊了奉天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四处张贴告示，如有捉拿“四海山”有功者赏大洋伍仟，后来改成“一两黄金，一两肉”悬赏捉拿“四海山”。每当鬼子告示贴出去第二天，告示却都不翼而飞，换成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从中国滚出去！”等标语。
“四海山”的抗日义举很早就受到东北中国工农红军（后改称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将军的关注，曾几次派员与“四海山”商谈将其收编为东北中国工农红军，“四海山”总是以“杨司令打鬼子，我‘四海山’佩服，我‘四海山’打鬼子也不是孬种，咱们各打各的。”多次收编未果。靖宇将军早已看出“四海山”绿林好汉气质较浓，缺乏对日作战军事策略，迟早要吃鬼子的亏，为保护这支民众抗日武装，特派一支小分队暗中保护。凉水一次战斗“四海山”对敌情了解不够，仗打得很被动，抗联小分队从敌人背后展开进攻，“四海山”听说是抗联队伍来帮他的忙，他大声地说：“帮什么忙？这是来争功！撤！这帮鬼子让杨司令来打”。从那以后，“四海山”又经历三次险战，均被抗联小分队解围。1936年仲夏，“四海山”队伍在鸡冠山上休整，被汉奸告密，奉天关东军司令部派遣日军和海龙县、柳河县、辉南县的日伪军两千余人将鸡冠山团团包围，激战三天三夜，“四海山”队伍被逼至鸡冠山峰顶，队伍已经弹尽粮绝，鬼子多次劝其投降，均遭到“四海山”的拒绝，决心同鬼子战斗到最后一人一枪。第四天拂晓前，任志山跪在鸡冠山主峰一块巨石上，面向东方大声喊道：“苍天在上，杨司令，现在你能把我‘四海山’和我的弟兄们救出去，我‘四海山’心甘情愿跟红军走到底！”他的话音刚落，鸡冠山东、南两个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和喊杀声，还没等鬼子调整部署，红军主力从东南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四海山”带领队伍冲出包围圈，跟着抗联踏上新的征程……
为报答东北抗日联军解救之恩，任志山亲自率领部分抗联战士于1936年在鸡冠山北麓修建成一座砖瓦结构的“红军庙”，庙山门正中上方“红军庙”三个鲜红大字格外醒目，庙内正中竖立一座高大的木碑，木碑上刻着“东北工农红军之位”八个红色大字。“红军庙”建成后，任志山的队伍跟随杨靖宇将军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转战白山黑水之间。1937年，“红军庙”被日伪拆毁。但鸡冠山上的这座革命历史丰碑却永远铭刻在鸡冠山下人民群众的心中。( 责任编辑：张君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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