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梅糖产自上海——杨养正和战友曾拼命守护的城市。1937年，23岁的排长杨养正和数百战友迎战数十倍于己的日军，死守上海四行仓库。弹痕累累的仓库外壁和孤军血战的“八百壮士”成为中国抗战史上顽强抵抗的象征。 淞沪会战后，杨养正辗转抵达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几年间，数十万难民和士兵陆续来到这座群山拱卫、江流环抱的城市——如今它以8D魔幻之都而闻名于世，却仍有不少人不太知道它的另一段历史。 在上海尝到的话梅糖，成为杨养正一生的味觉记忆，直至2010年，96岁的他——“八百壮士”最后一名幸存者——在重庆南岸弹子石的老屋里安详离世。 弹子石，是长江与嘉陵江交汇之地，在当地传说中坚韧不拔、公而忘私的大禹在此处“三过家门而不入”。在儿子杨建宏眼中，父亲是“母亲崇拜了一辈子的英雄”。 “爸爸每次要吃话梅糖，再贵、再难她也要买来。”杨建宏回忆，晚年几乎失明的父亲喜欢含着糖，听收音机播放国际新闻。1945年日本投降后第二天，杨养正和爱人结婚。此后每年抗战胜利纪念日，家里都会添几个菜。 中国战场作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功不可没。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必然会导致盟军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而能够避免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俄罗斯政论家、俄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塔夫罗夫斯基认为，若非中国拖住日军主力，轴心国或已实现其全球野心。 战争期间，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设在重庆，负责协调中国、越南、缅甸等地盟军作战，重庆由此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这座不屈的“英雄之城”，地势险峻，民魂忠勇，其一处军事要塞曾在600多年前抵抗七万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军队长达36年。 “响了！响了！……都听着那咚咚的响声，都知道那是死亡的信号，全咬上牙。”曾寓居重庆的老舍写道。当时，商业区、平民居住区、学校、医院均遭轰炸，甚至一些覆盖硕大国旗的外国使领馆也未能幸免。 1941年6月5日，8岁的粟远奎和家人来到较场口一个公共防空隧道“跑警报”。“火炉”重庆酷热难耐，隧道内人满为患，油灯渐熄，喘不过气，飞机轰鸣声、哭喊咒骂声，响成一片。他被人潮挤压至角落，晕厥过去。 醒来时，粟远奎听到有人喊：“这儿还有个活的娃娃！”他从尸堆中挣扎着站起，满眼皆是废墟和血迹，“一个完整的房子都看不到”。他没能从横七竖八的死人堆里找到两个姐姐。 与二战中同遭法西斯国家轰炸的伦敦一样，重庆损失惨重。英国《泰晤士报》曾评论：“如此大规模之屠杀，实为前所仅见！”这一在西方鲜为人知、持续数年的大轰炸导致重庆3.2万人直接伤亡，但这座城市愈挫愈勇。 在日军炸弹爆炸形成的一处弹坑上，重庆人竖起一座题有“精神堡垒”四个大字的木塔，寓意坚决抗战。为防轰炸，木塔通体涂成深灰色。有市民在炸塌的墙壁上写下“愈炸愈强”。 战争是苦难史，也是抵抗史。《时代》杂志的美国记者白修德曾写道：“重庆一役……是成千上万中国人紧密团结，靠着对伟大中国的信念，以及从日本人手中夺回领土的强烈愿望，共同经历的一段故事。”1944年，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亲笔致信重庆市，称赞“坚毅镇定、英勇不屈”的重庆人民。 除重庆外，当时四川的140余个县市，有近50%均遭日军轰炸，包括成都、南充、阆中等，造成重大伤亡。抗战期间，川军出川作战约350万人，牺牲约64万人。 在解放碑附近，距离重庆大轰炸“六五”隧道惨案史实展馆不远处，就是粟远奎的办公室。他坐在一面写着“维护尊严 伸张正义”的蓝色横幅前，讲述自己十多年来几次带领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到日本法院打官司的故事。 中国是最早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国家。许多历史学家将1931年日军侵占中国东北视为二战亚洲战场的前奏。中国抗战于1937年全面爆发，成为二战亚洲战场的起点，中国参战早于英、法、美。 重庆不仅是被法西斯轰炸的目标，更是二战盟军中国战区的战略决策中心。包括“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协防英军、开辟“驼峰航线”在内的诸多重大决策正是在重庆作出的。 重庆作出的另一项决定，是在川西兴建扩建6座机场，为美军B29重型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设立基地，20万四川民众手扛肩挑完成了建设。饱受日军轰炸的土地上，多达200架的庞大机群起飞，往日本的兵工厂和机场投下炸弹，更加振奋了战胜法西斯的信心。 但在西方的历史叙述中，“重庆”——那段历史的重要舞台之一——从来未如“斯大林格勒”和“伦敦”一样成为反法西斯的象征，它被边缘化了。 “几十年来，我们关于那场全球性战争的理解一直未能对中国的角色给出恰如其分的说法。”英国牛津大学历史教授拉纳·米特在《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写道，“即使在中国被考虑在内的时候，它也只是一个次要角色，一个在一场让美国、苏联和英国出尽风头的战争中跑龙套的小演员。” 依山而建的重庆史迪威博物馆俯瞰嘉陵江。这是中国唯一一个以外国军人名字命名的博物馆，也是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旧居。 上世纪40年代抗战最为关键时，史迪威奉命来到重庆，中美携手抗敌。他还促成美军观察组赴延安，开启了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接触合作。 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史迪威公路”是二战亚洲战场连接中国西南后方与西方盟国的主要交通线，英美军队曾利用这条便捷道路从印度向昆明的中国军队输送物资。 史迪威博物馆的展品包括：将军本人曾使用的汉语学习书籍，缝制在美军飞行服上、标有“来华助战洋人（美国）军民一体救护”的血符等。参观者喜欢把它们拍摄下来，分享到社交媒体上。 史迪威研究中心主任、史迪威博物馆馆长陶燕说，总有美国游客来参观，了解这段他们未闻其详的历史，常有人留言“祈愿中美友好，世界和平”。 重庆学者们修复了讲述中国抗战的奥斯卡获奖纪录片《苦干》高清版，并拍摄据此改编的动画电影，还将电影带到大洋彼岸，与美国朋友分享；史迪威博物馆将在加州举办一场关于史迪威将军与二战中美合作抗战的图片展；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也在筹备一场讲述“世界反法西斯名城——重庆”的主题展览。 “打败法西斯是全人类共同的利益，也是当年各国合作的基础。”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周勇说。他认为，战后世界秩序正面临挑战，二战胜利成果仍未完全落实。 二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独立自主大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缔造者之一。今秋，中国正在隆重纪念那场战争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