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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发现的故事，也是一个“穿越”的过程——为了揭开一千年前的谜团。那是大辽统治的一个宏大场面，一种独特的议政方式，也许还有更多的历史真相。
一千年前，辽代契丹族是一支驰骋草原的游牧民族，转徙随时，车马为家，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使得其建立的辽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议政方式：捺钵制度。捺钵，契丹语词，亦作纳钵，意为辽帝的行帐、牙帐，相当于汉语的“行在”。辽朝处理政务多在马背车帐之上和四时捺钵之中。因此，捺钵制度在辽代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制度。
“捺钵”因按春、夏、秋、冬的时序安排，又称之为“四时捺钵”。“四时捺钵”既是皇帝钓鱼行猎、习武休闲的理想胜地，也是皇帝议政治军、号令天下的主要场所。其中，春捺钵、秋捺钵主要处理辽朝和其他所属民族的关系；夏捺钵、冬捺钵主要召开北南臣僚会议。
“春捺钵”从正月开始，约四月结束，捺钵的地点在松嫩交汇湿地，主要进行钓鱼、捕鹅活动，同时安抚女真各部的首领。但关于“春捺钵”的具体地点，一直比较模糊，据史书《辽史·营卫志》记载，捺钵的地点在一个被称为“鸭子河泺”的地方，但具体究竟在何处，一直是一个谜。
根据既往研究，“春捺钵”的的位置主要为辽长春州（吉林省前郭县塔虎城）、鸭子河泺一带。即今吉林省大安县月亮泡、混同江（指今松花江的一段）附近。多年来，考古工作者一直在前郭地带考察，忽略了前郭旧版图中的另一部分——乾安县，乾安1928年建县，辽金时代归属前郭县管辖。2009年，省文物局举办文物普查培训，同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在吉林省全面展开。乾安县文物管理所所长王忠军在普查中发现，有大量土台基遍布于该县赞字乡后鸣村花敖湖畔。
“那天，我们家有点儿活，找个乡下的朋友来帮忙。干完活吃饭时，他问我最近在忙啥，我就说我们最近在找这个文物，成天下乡，就今天家里有点儿活我没去。他说他原来是放羊的，放羊的时候在后鸣村有很多土台子，老百姓在哪儿捡了很多东西，簪子、铜钱什么的都有，我说那吃完饭咱们去看看。吃完饭之后我也没找别人，开着车就去了后鸣村。到那儿一看，我发现这个土台子就像咱们过去那个坟丘似的，可是这个土台子很大，密密麻麻的，然后我就想到了傅佳欣教授，他说辽金时期的春捺钵遗址群在咱们国家（省）一直没发现，你下乡的时候注意点儿。我当时还不知道春捺钵是什么意思，他说是皇帝行宫，可能有很多土台。这个和傅老师说的春捺钵吻合呀，能不能是他说的那个皇帝的行宫啊。”
通过深入踏查和走访当地群众，他认为土台基数量之大，面积之广绝非仅凭自然力量所能为。“之前我们都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土台子，当时我雇了两个人，拿来500张彩纸，我说你俩就负责一个土台子压一张，不许压重了，也别落下，看看到底有多少，结果到最后500张没够。我就站那儿大致查了查，大约是543个。”
零零散散暴露在地表上的古代器具残片也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王忠军立即向省文物局作了详细汇报，得到了省文物局的高度重视。经有关部门协同和支持，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省“三普”办专家傅佳欣教授赶赴乾安县，会同县博物馆普查小组深入后鸣村土台基片区。用探铲（洛阳铲）勘探，全为熟土，证明不是天然形成，而是人力所为。并认为，很可能是辽金时期春捺钵遗址群，及时向省文物局汇报。省文物局组织专家又进行多次勘察研究，认定确实发现了春捺钵遗址群。
“县政府听说是大遗址，也非常重视，按照省文物局的意见，申报了‘国宝’。报到国家之后，国家又组织专家来核实，看这个资料有没有虚假和不实的地方。经过论证，这些现象与史料记载的春捺钵遗址群是吻合的。”
在此基础上，乾安县文管所又进行了大范围的探查。先后发现了四处规模浩大的遗址群，其中，后鸣村遗址保存最完好。经省文物局专家确认，辽金两朝春捺钵均应在上述遗址群中,弥补了全国文物考古专家寻找古代皇帝“捺钵”遗址的空白，对研究辽、金历史文化有着重要价值。同时，证明古代到吉林省来的第一个帝王是辽代皇帝，而不是此前考古界公认的清朝皇帝康熙，在时间上提前了700年左右。2013年3月，“春捺钵”遗址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春捺钵”遗址附近明显的地标是花敖泡。乾安县有“百湖县”之说。传说中的“头鱼宴”、“头鹅宴”就是发生在这花敖泡的岸边。王忠军说：“春捺钵遗址群的发现，体现了乾安县悠久的历史资源和光辉。”
( 责任编辑：孙立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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