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神话剧《大布苏》在北京长安大戏院精彩亮相，获得了九项大奖，已经成了乾安的一张明信片。在这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井方大地上，还有另一张明信片——辽“春捺钵”。乾安县是辽“春捺钵”的主要发祥地，并发现了“春捺钵”遗址群。要想全面了解辽“春捺钵”，就让我们梦回辽朝，重温一下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领略一下“春捺钵”的历史文化和无穷魅力吧!
　　
　　问渠那得清如许，唯有“捺钵”动地来。辽(公元907年—公元1125年)是我国历史上五代十国、两宋时期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统治中国北部的封建王朝，为中国北部的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辽代虽有首都“上京临潢府”(位于今天内蒙古左旗林东镇)，但其政治中心不在首都，而在“捺钵”。
　　
　　“捺钵”本是契丹语，意思是“行宫”“行帐”“行营”的意思，即“皇帝行走中的宫殿”。契丹人属于东胡族后裔，是一个游牧民族，其转徙不定、车马为家、“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决定了辽代皇帝的巡狩制，即皇帝不常住京城，而是随季节气候和水草的变化四时迁徙。“捺钵”是辽代富有民族特色的政治制度，它是处理政务的行政中心。自契丹建立辽朝后，保留了这种风俗并赋予其政治意义，形成了春、夏、秋、冬四季“捺钵”制度，即“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成为我国历史上以“移动的皇宫”治理国家的朝代。
　　
　　辽帝“捺钵”从正月开始，称“春捺钵”，约四月结束。“捺钵”地点在松嫩交汇湿地，洮儿河一带的湖沼草原，主要活动是钓鱼、捕鹅、射雁，同时安抚和震慑女真各部。“夏捺钵”约从六月开始，八月结束，地点在内蒙古赤峰一带，主要是议政、避暑。“秋捺钵”在山里，主要活动是习武。“冬捺钵”在辽上京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附近，主要活动为议政、狩猎。史称“春水、夏凉、秋山、冬坐”。从辽圣宗耶律隆绪(公元983年)开始，“春捺钵”固定在松嫩地区并延续了百余年。
　　
　　辽代被金取代以后，女真王朝也延续了这种活动，改称“剌钵”，文献称“春水秋山”，但规模已远不及契丹。到清代，清朝皇室同样保留了这种习俗，表现形式为冬季围猎。
　　
　　辽代皇帝自上京(今巴林左旗)率南北百官及家眷、仆从和数千御林军启程，向松嫩两江交汇处的“鱼儿泺”进发。
　　
　　队伍浩荡绵延数十里，行程约近千里，约两个月方到达湖边驻跸。皇帝大帐既定，后宫、百官及家眷、军士也依次建帐宿营。这时，千里之外的女真各部首领必须到场，献上贡品并接受皇帝的赏赐和飨宴。
　　
　　“春捺钵”的主要活动以捕鱼和猎雁、鹅为主，并借渔猎之机，大宴群臣和使节，约见各部首领、接纳贡品、商议国事。“春捺钵”时会举办“头鱼宴”“头雁宴”等。这是契丹族古老的仪式，也是辽代皇帝笼络周边部族的重要方式。
　　
　　“春捺钵”的第一次活动是凿冰捕鱼，皇帝先立帐湖上，凿冰眼钓鱼，捕到的第一条鱼称之为“头鱼”，主要是鲟鱼和鳙鱼(胖头鱼)。与群臣举行“头鱼宴”，置酒备菜，诵歌跳舞，至欢不散，一醉方休。待到候鸟北飞途经此地时，选侍卫在湿地草丛中搜寻鹅雁，然后以驯养的“海东青”(一种猛禽，学名游隼)捕鹅猎雁。捕获的第一只称之为“头鹅”，“头鹅”要祭祖，然后群臣享“头鹅宴”，群臣致贺语，舞乐歌欢，纵酒高呼，并将鹅毛撒得遍地，把长鹅毛插在帽子上寻欢作乐。这期间的一个多月里，契丹百官、女真首领终日歌舞飨宴，皇帝也同时处理国家政务。如有宋朝、高句丽等国使者，也都被邀聚于此，边宴乐边处理国家要事。当时的湖畔应是旌旗飘舞，毡帐连营，炊烟袅袅，马儿嘶鸣，一派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景象。
　　
　　待江河解冻前，皇帝多往辽长春州(今前郭县塔虎城)巡视，慰问守城官兵。
　　
　　然后，率众向“夏捺钵”地进发。由此可见，“春捺钵”在渔猎宴饮的同时，也兼顾着统一国家、安顿后方的重大政治任务。
　　
　　乾安代有“捺钵”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献记载，“春捺钵”的地点有“鸭子泺”“大鱼泺”“鱼儿泺”等湖泊，还有同一年春季换不同地点的记载，说明辽帝来这里并非仅在一地扎营，这些松嫩湿地星罗棋布的湖泊就是“春捺钵”的地域。有关“春捺钵”地点还有一个重要的地理坐标为辽长春州，因为史书记载最常见的“捺钵”营地“鸭子泺”距长春州仅30里。目前史学界普遍认为长春州即前郭县八郎镇的塔虎城，距离塔虎城30里左右的湖泊最大的是查干湖，其湖面符合文献所记“广五十里”的地理特征。据分析，查干湖应该是辽“春捺钵”地点之一。
　　
　　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发现的“春捺钵”遗址群，绵延数十公里，大致可分为3个片区，每区分布范围从1平方公里到5平方公里不等，可以印证当年“春捺钵”营帐规模之大。辽帝扎营湖西的情况说明，这里应该是契丹与女真的交界处，辽代“春捺钵”东临大湖为营，有利于震慑和防卫。
　　
　　花敖湖边的“春捺钵”遗址范围广袤，台基密布，形体高大，表现出皇家礼仪的恢宏气派。在台基群中，还可以见到分区分片居住的迹象，说明百官驻地，尊卑有序。
　　
　　辽代“捺钵”与国家政事紧密相连，辽代一切国家政事基本都在“捺钵”中进行。据史料记载，辽代皇帝前后来过吉林“春捺钵”29次。辽代皇帝从正月上旬从首都“上京”出发，一路车行，最后来到查干湖西南处(现吉林省乾安县境内)设“春捺钵”，前后历时60余天。
　　
　　而每次“捺钵”都“兴师动众”。遗址群发现了多处土台基，就是当时行营扎帐用的。以每个台基设一处营帐，每个营帐住8人计算，这与史料记载“捺钵”时百官、嫔妃及4000名御林军与皇帝同行的情况相呼应。并且台基的大小、高低与当时的等级制度、官员职务有关，皇帝、大臣所用的台基大小都有所不同，而士兵可能没有资格在台基上扎营。
　　
　　井方首次现遗址，名列探花在梓桑。“捺钵”作为辽代重要的政治制度形式，已经有许多专门研究，但是，对相关遗存的探讨却因为考古资料的缺乏而长期停滞。2009年，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乾安县文物工作者通过查阅史料、咨询专家、实地走访等多种形式，先后在查干湖西畔、花敖湖南岸发现了大片的营帐台基遗址，通过考古勘探，发现台基土层中夹杂大量红烧土粒、炭屑，证明此为人工堆埋而成。在台基附近还采集到辽金布纹瓦、陶瓷片、铜钱、石臼等遗物，可以确认是辽金时期形成。结合“捺钵”有营帐、野炊的现象，初步认定这些台基就是辽“春捺钵”遗址所在。
　　
　　根据文献记载，当时辽帝率领的人马有百官及其家眷，有宫中嫔妃及杂役，有数千名御林军，还有大量民夫及牲畜，如果再加上女真部众，其规模可想而知。
　　
　　鉴于“春捺钵”遗址群特殊的学术意义，省文物局从发现之初就立即组织专家到现场考察，并及时向国家文物局申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列入待批准的第七批吉林省文物保护单位序列。2010年，被推荐列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大发现”名单。目前，已成功获得“百大发现”荣誉并即将被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捺钵”遗址露地面，四处惊艳我乾安。一、查干湖西岸地字区位于乾安县余字乡地字村西，分布面积约5.5平方公里，发现土台地基500余个。
　　
　　二、查干湖西岸腾字区位于乾安县种畜场腾字村北，分布面积约1平方公里，发现土台基120余个。
　　
　　三、查干湖西岸藏字区位于乾安县让字乡藏字村北，分布面积约1平方公里，发现土台基250余个。
　　
　　四、花敖湖南岸后鸣字区位于乾安县赞字乡后鸣字村西，分布面积约4平方公里，发现土台基900余个。
　　
　　查干冬捕源“春捺”，土台营帐见分明。金朝皇帝的“剌钵”也经常到查干湖一带来，在这里钓鱼、行猎，处理国事。至今在查干湖周边留下很多金代的遗址，出土过很多渔猎工具，仅捕鱼用的陶制网坠就有几种，方的、圆的，大小不一。出土的鱼叉分三股五股，在叉的尖部制有倒刺，安上长柄投射，是用来捕捉大鱼的工具。辽金时期的凿冰捕鱼法也传至后人，沿用至今。
　　
　　在对“春捺钵”遗址考古过程中，王忠军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分析查干湖应该是辽“春捺钵”地点之一。于是，在查干湖附近进行勘察，终于在查干湖西岸发现了多处营帐土台基。这些台基大致可分三个片区，现存高大的台基近580个，最高的近3米，最大的长方形台基长60余米。这可以印证当年“春捺钵”营帐规模之大。目前，已先后发现四处规模浩大的遗址群，全都保存得比较完好。
　　
　　此情可待成追忆，影响深远到如今。辽代的“捺钵”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金代、元代都有这一制度。甚至到清代，还有“春水”“秋山”仪式，实际上是“捺钵”制度的延续与传承。
　　
　　“捺钵”制度是辽代治国安邦的基本制度，对于辽朝这样一个多民族政权至关重要。辽代中期以后辽圣宗、辽兴宗和辽道宗三个皇帝都驾崩于“捺钵”地，说明它不仅在政治生活，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对于辽廷如影随形、不可或缺的重要程度。“捺钵”制度中游牧狩猎文化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宝贵元素，为中华文化北雄南秀、气象万千的多元一体格局注入了新的活力。
　　
　　辽朝灭亡后，其“捺钵”制度对于中国北方民族建立的金、元、清三代政权却产生了深远影响。金皇统三年(1143年)七月，熙宗即曾“谕尚书省，将循契丹故事，四时游猎，春水秋山，冬夏剌钵。”(《大金国志》卷一一《熙宗孝成皇帝》三)当然在四时“捺钵”的具体内容、程序规模、性质作用和持续时间上，金朝以后与辽时相比已不尽雷同。金代诗人赵秉文有《春水行》诗：“光春宫外春水生，驾鹅飞下寒犹轻。绿衣探使一鞭信，春风写入鸣鞘声。龙旃晓日迎天仗，小队长围圆月样。忽闻叠鼓一声飞，轻纹触破桃花浪。内家最爱海东青，锦鞲掣臂翻青冥。晴空一击雪花堕，连延十里风毛腥。初得头鹅夸得隽，一骑星驰荐陵寝。欢声沸入万年觞，琼毛散上千官鬓。不才无力答阳春，羞作长杨待从臣。闲与老农歌帝力，欢呼一曲太平人。”形象逼真地描写了“春捺钵”的猎鹅活动在金朝得以再现的生动场面。
　　
　　辽代“春捺钵”遗址群是中国对辽代“捺钵”遗址的首次发现。它将有助于理清中国地理考证中有关辽代“捺钵”地点的种种猜测，有助于验证史书中辽代“捺钵”制度的记载，研究这种独特的政治制度，此外，还有助于对辽代另外的夏、秋、冬三类“捺钵”遗址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