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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1898—1982），字丛碧，河南项城人，生于官宦世家，一生热衷于收藏古代书画、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等职。为使古代书画名迹免遭商人转手流于国外，他不惜举债购买，先后收藏了中国传世最古的墨迹西晋陆机的《平复帖》，传世最古的画迹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等。
张伯驹的人生经历确实像一段又一段的传奇。他的父亲张镇芳是北洋军阀的元老、中国盐业银行的创办人，曾活跃于政界、军界、财界，赢得家财万贯，富甲一方。但张伯驹偏偏无心继承父业，既不愿意从政，又不愿意经商，而是生性豪爽、仗义疏财。他喜爱收藏，却从不巧取豪夺、欺行霸市，在古董市场享有盛誉和美誉。他从不结交奸商、权贵，对他们与洋人狼狈为奸、变卖国宝的罪恶行径义愤填膺、深恶痛绝。国画大师刘海粟曾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1956年，张伯驹与夫人潘素把自己珍藏的书画名迹22件捐献给国家收藏。但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一年之后，他居然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在一片茫然的心境中，他开始谨言慎行。1961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通过吉林省委书记于毅夫把张伯驹调到吉林省博物馆任第一副馆长（当时无馆长）。从此，张伯驹便以“待罪之身”开始在吉林省加倍努力地工作。
当时吉林省的文化底子相对薄弱，省博物馆的藏品根本无法与国内重点单位相比。于是，张伯驹再次慷慨解囊，无偿地捐献了几十件自己的珍贵收藏，包括元代仇远的《自书诗》卷、颜辉的《煮茶图》卷、宋代赵伯啸的《白云仙乔图》卷、元代赵子昂的《篆书千字文》卷、明代薛素素《墨兰图》轴、唐人写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明代董其昌的字对、唐人楷书册等等。时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长的宋振庭对省博物馆的藏画中尚无宋人真迹感到甚是遗憾。张伯驹得知后，又忍痛割爱，捐献了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当初，他离开北京时，邓拓曾请他把《百花图》留给北京人民作礼物，他都没舍得。现在，连这件压箱底的宝物，他竟然也和盘托出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张伯驹和夫人潘素成了当然的“牛鬼蛇神”。对于自己的挨批挨斗，他倒能忍辱负重。但是，当听到陈毅也成了走资派之后，他却忍无可忍了。一怒之下，他填了一首《金缕曲》，把江青比成陷害忠良的吕后。这样的“反动诗词”当然逃不过革命造反派的“火眼金睛”，。他们在抄家的时候把它抄了出来。于是，张伯驹就成了污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旗手江青同志”的“现行反革命”，被抓入大牢。由于实在查不出什么问题，在关押了八个月后，有关单位作了个“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将他们夫妻二人发配到舒兰县农村去劳动改造。
一辆大卡车把张伯驹夫妻二人送舒兰县朝阳公社朝阳大队，就一溜烟地开跑了。他们去找生产队长上户口，没想到队长说什么也不同意在当地无亲无故的这对老人落户。原因是这个已经快70岁的老头不会劳动，还要靠公社养着，所以拒绝收留他们。
在1969年数九隆冬、北风呼啸的严寒天气里，张伯驹夫妇在生产队安排的一间废弃的茅棚中相对无言，难以成眠，苦苦熬了一夜。第二天，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牙一咬、心一横，自作主张地跑到舒兰火车站，坐火车辗转返回了北京。
张伯驹的女儿张传彩后来在记者的访谈中回忆说：（当时）是人家舒兰县不接收他，随便就给他找了一个茅草房子，当时屋子里头也挺潮湿，他们怎么受啊？著名收藏家、文物鉴定家王世襄也回忆说，公社的人说这个老头、老太太到这儿来，又不会什么劳动，我们还得养着他，我们不要，就拒绝了。当时的知情人还介绍说，在一个雪天里，被拒绝落户的张伯驹夫妇离开舒兰，返回了北京。那年，张伯驹已经71岁。
至于当时到达舒兰、返回北京的具体情节，在我省作家吴强稼的《“大右派”张伯驹婚恋传奇》和任凤霞的《一代名士张伯驹》一书中均有详细的描写。那是文学传记的笔法，情景生动，语言生动，读来让我们迅速进入当初的情境，然后为张伯驹的命运唏嘘不止。
就这样，在北京住了大半辈子的张伯驹，从舒兰回到北京后，却变成了黑户，在没有粮油副食和日常生活用品票证的状况下艰难度日。好在由于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过问，张伯驹不久就当上了中央文史馆的馆员，他们夫妇再次被“礼为上宾”。打倒“四人帮”之后，张伯驹更成了大忙人，诗词学会、书法学会、画院、京剧院、昆曲社、文物学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等团体活动中，到处都有他的身影。
35年之后，即 2004年11月26日，山东电视台“数风流人物”栏目摄制组来到如今的舒兰市朝阳镇朝阳街道，即张伯驹当年被发配的朝阳公社朝阳大队，试图挖掘出张伯驹下放到此处的真实细节。栏目组的记者就张伯驹下放一事问及一位年长的村民，村民回答说：“张伯驹没有，咱们大队没有，六几年那时候我就在村上了。”记者说：“他是下放到这儿了，但是他没留下。”村民又说：“不，这个村指定是没有这个人。”看来，张伯驹这位匆匆的过客在这里已经没有了任何印记。
张伯驹在舒兰只停留了不到一天一夜，许多村民不会记得他们的名字，而且，几十年过去了，许多知情人都不在了，健在的人也淡忘了当初的情况。我们需要记住的是，这一代传奇人物、书画鉴藏大师确实与舒兰这个小城擦肩而过。40年过去了，他留给舒兰的那道无限凄凉的背影，至今仍能冻伤我们的目光。
这次擦肩，对于张伯驹，对于舒兰，都难以说清是幸或不幸。不来舒兰，就没有告别，不告别长春和舒兰，张伯驹就不能回到北京；张伯驹来了，如果留下，可能会诞生更大的悲剧；而没有收留，才有了擦肩而过的苍凉，以至于后世找不到老人的任何足迹，也给舒兰历史文化研究者留下长久的遗憾。
附录：
笔者参考有关作品，用文学笔法复原了张伯驹、潘素夫妇从抵达舒兰到离开舒兰的经过——
1969年的冬天，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造反派把张伯驹夫妇押上一辆敞篷汽车。张伯驹拖着病体，和夫人紧紧地依偎在一起。砭骨的寒风，无情地吹打着一对瘦弱的身躯。他们的手脚冻得几乎失去了知觉，头发和眉毛染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霜。
大卡车在舒兰县朝阳公社朝阳大队停下来。在大队部，年轻的造反派对中年大队长说：“这两个老家伙，一个是资产阶级安放在吉林省文化界的定时炸弹，另一个是江南第一美人。把他俩送到这儿来劳动改造。”
精壮的大队长说：“他俩这算什么罪名呀？你们还是把他俩拉回长春吧。”年轻的造反派眼睛一瞪：“我们只管送，是什么罪名我们不管！”然后转身走出去，坐上汽车一溜烟地跑了。
“老先生！”大队长冲着坐在木板凳上的张伯驹问，“这个大队里，谁是你们的亲属？”
张伯驹摇了摇头：“这儿没有亲属。”
大队长又冲潘素问：“这里有没有你们的朋友？”
潘素说：“没有。我的女儿、女婿在西安工作。我和老伴原来在北京工作，后来到长春……”
大队长说：“你别说啦，我明白了。没有亲属，没有朋友，怎么能算投亲靠友呢？你们俩今晚先在这里住一宿，明天再说吧。”他扭头对围着看热闹的社员说：“谁家有大饼子、苞米粥，快端来点儿，让两位老人吃。”
大队长把他们夫妇俩领到一个空草房里。夫妇俩吃了几口饭，坐在炕沿上，望着挂满白霜的墙壁和透着冷风的窗子，不约而同地“唉”了一声。
潘素看一眼丈夫，张伯驹尽量回避着。两位老人的眼里都噙着泪，又都怕对方发现，他们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感情。
夜半，飘飘洒洒的雪花扑打着窗棂。夫妇俩相视无语，满面愁容地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不眠之夜。
第二天，队里派人来告诉他们，这儿不准他们落户。“你们是被单位退职的，这里不是你们的原籍，又没有亲友可以投靠，不符合插队落户的要求。”
张伯驹痛苦地看着妻子，妻子绝望地看着丈夫：“让咱们走，可到哪儿去落脚啊？”
伯驹说：“到西安女儿家吧。”妻子说：“不行！咱们不能给女儿、女婿添麻烦，还是回北京吧……”
北风呼啸，大雪漫天。潘素搀扶着71岁的丈夫，步履艰难地走在通往舒兰火车站的村路上。这条崎岖不平的小路，像极了他们的人生旅途。
几天后，张伯驹夫妇乘火车辗转回到北京，带着疲惫的身心住进了后海南沿的旧宅。( 责任编辑：宣芮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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