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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彬（1875～1928），浙江绍兴人。毕业于京师同文馆东文专业。1893年至1907年8月，曾任驻日使署日语翻译、外务部翻译官、议约顾问、奉天省商埠局帮办、兴仁县知事等职。
1907年9月调署延吉厅同知，1909年5月兼延吉边务襄办，9月，兼东南路商埠局总办。是年延吉厅改设府治，擢为延吉府知府。1910年11月升为东南路兵备道道员，1913年2月改任东南路观察使，1914年6月改任延吉道道尹，兼任延吉税关监督、天图铁路督办、东南路商埠局总办等职。1916年9月调署吉长道尹兼长春交涉员。1920年7月，复任延吉道尹。从此，他便成为延边地区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最高行政长官。
陶彬曾与清末爱国官员吴禄贞一起办理延吉边务事宜，反对日本制造“间岛问题”，为吴禄贞得力助手。
陶彬听到吴禄贞在石家庄被袁世凯遣人刺杀的噩耗，即为吴禄贞竖碑立传，碑曰“吴都护禄贞去思碑”，此碑立于延吉边务督办公署院外东南隅。1926年，延吉各界人士经延吉县知事刘樊昭呈文延吉道尹陶彬并得到批准，将吴禄贞之去思碑迁至西公园内，以供世人瞻仰。
日本帝国主义谋划修筑天图铁路，经天宝山、地坊（兮开山屯）与朝鲜会宁衔接，以为侵占延边地区的直接通道。当时留学日本的进步人士李峰毕业回国，极力反对修筑天图铁路，便与延吉第一小学校长温锡璋联系，发动各界人士举行反对修筑天图铁路的游行示威，此即1922年“五·一三”运动。
日本总领事给李峰、温锡璋加上破坏“中日亲善”的罪名，要求延吉道尹逮捕法办。陶彬以“群众运动是中国的内政，日本无权干涉”为据，严词拒绝了日本领事的无理要求。
接着，陶彬把李，温二人找来说：“据报，日本出巨款雇人暗杀你们两人，请来本署避居，以免发生意外。”李，温表示，住在官府避难不是长久之计，愿离开此地，陶彬同意他们的要求。
在“天图铁路一问题上，日方愈益进逼，竟强行动工，延和民众誓死抗拒，陶彬亦与日、本领事一再交涉，终乏良策。遂于1922年8月21日赴奉面陈此事。
日本迫使张作霖同意与其共同讨伐朝鲜独立军。陶彬曾将日之阴谋秘密通知给国民会系统的独立军干部。
1908年，日本从延边地区输出粮食，陶彬极为不满。同年7月，奉命禁止从延边地区输出粮食。
陶彬对延边地区发展教育事业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陶彬在任东南路兵备道道员期间，开设师范学校，为发展小学教育准备师资，并把延、珲、和、汪、东5县的夹荒放为学田，以谋教育经费。1909年12月，陶彬和黎辉明创办延吉府劝学社（相当于今天之教育局），设置总董事、学员等职。1910年6月，陶彬倡议创建垦民模范学堂，后改为延吉第二初等小学校，以使归化入籍的朝鲜族享有受教育的权利。1910年6月，陶彬倡议在延吉建立一所公立女子小学堂，几经周折，终于建成，这于当时实属创举。延吉第三初等小学（朝阳川）和第四初等小学校（铜佛寺）等，亦是陶彬饬令该乡绅士创办的。1910年，陶彬在延吉河西公园设立阅报处，陈列大量国内外进步书刊，还利用宣讲所，就人民所关心的一些问题进行宣讲。
延吉厅位于布尔哈通河下游，并杂以支流，南北往来甚为不便，陶彬倡议修建布尔哈通河桥和烟集桥。这两座桥由延吉边务工程局张监督承建，自1909年8月开工，至同年上半年底修成。
1916年9月，陶彬调任吉长道尹兼长春交涉员，当时送行者达千余人。走后，延边人民忆及他的政绩，多次要求他回延主政。于是，吉林省长于1920年7月下令，将陶彬调回延吉。全城百姓扶老携幼前往十里相迎，陶彬亦深受感动。
1928年9月17日，陶彬病逝于龙井。( 责任编辑：孙立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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