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恩举(1893——1939)，原名李晋三，吉林省榆树县大坡镇怀家村人，1930年参加革命，1933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满省委、下江特委交通联络站负责人，1939年英勇就义。

　　李恩举的父亲李守业是位老实厚道的农民，靠租种地主土地生活。李恩举幼时在本屯私塾读书，1912年考入榆树高等学堂，一年半后辍学，后来在舒兰法特教学，接受了进步思想。

　　1933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苏梅、李向之和刘工人来北满松花江下游地区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地下组织。李向之与董仙桥是同乡同学，他们就住在董仙桥家，并经常与李恩举等人在一起谈论抗日救亡的形势。经过了解考验，1933年秋，李恩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他同时入党的还有他妹妹李淑云、李淑范和妹夫董仙桥。他们四人成立了佳木斯第一个地下党小组，以后又发展了李桂方(李恩举儿子)、张俊林、张维范三名党员。他们以学校为联络点，召集会议，为抗联输送情报物资、干部战士，护理伤员，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掩护战友、支援抗联做了大量工作。

　　从1935年起，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有了很大发展，也取得了多个胜利，日本侵略者被打得蒙头转向。日军气急败坏，搞归屯并户，加紧对我根据地和游击区进行经济封锁，疯狂地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妄图切断抗日游击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根据斗争形势需要，李恩举担任抗联物资供应工作。为此，党组织将他由西门小学转到距佳木斯二十多公里路的敖其小学，公开身份仍是校长，党内任中共敖其支部书记。敖其离游击区根据地汤原较近，便于同抗日游击队接触。从此，李恩举就以校长身份做掩护，以学校名义多次进城购买棉胶鞋、靰鞡、棉帽、棉服、油印机、纸张、电讯器材、医药等物资，并由甲长董海山(董仙桥哥哥)押车，及时转送给在汤原一带活动的抗日第六军。

　　1937年冬，交通员捎来信，抗联第六军第三师第十八团急需一批棉胶鞋、棉帽子、纸张和一台油印机。李恩举接到通知后，立即找到董海山。董海山是个皮白里红的人物，他同守卫各道卡子的伪警察和日本宪兵称兄道弟混得很熟。两人商量后，决定由其外甥张忠仁赶车，董海山押车，李恩举和妹妹李淑范一起随车进城，以学校急用为名购买物资。他们把这些东西买妥放在车下边，上边放些香烟、水果、酒、鱼、肉等东西，趁傍晚天黑尚未戒严时出城。马车来到城门卡子，伪警察和日本宪兵一看是老熟人董海山，一问车上装的是董甲长家操办喜事的东西，他们也不加追问，顺手拿了许多东西，然后摆手放行。就这样，他们随机应变与日军和汉奸周旋三年多，一共给抗联送去被服、鞋帽、靰鞡六七百件，油印机5台，还有大量的药品和机电器材。

　　1938年，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东北抗日力量的镇压，制造了“三一五”大搜捕。由于叛徒告密，敖其小学联络站遭到破坏，李恩举被汤原日本宪兵队逮捕，同时董仙桥也在佳木斯被捕。

　　李恩举被捕后，敌人先用高官厚禄、金钱美女收买他，让他供出中共满洲省委和下江特委负责人名单，以及抗联的情况。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对李恩举进行严刑拷打，百般折磨，李恩举丝毫不动摇。敌人虽然挖空心思、用尽办法，但仍一无所获。

　　1939年春，李恩举被押解到哈尔滨北满宪兵队。到了新的杀人魔窟后，李恩举受尽了酷刑折磨，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指甲刺竹签、火烤、电刑、拔牙齿，但李恩举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丝毫没有透露党的机密。他在狱中仍然坚持宣传抗日救国真理，揭露敌人的阴谋，鼓动同室难友绝食，同敌人针锋相对地斗争。李恩举在狱中的七言绝句《丹心》中写道：九曲黄河我摇篮，中华儿女意志坚。人生不忘亡国恨，留取丹心照世间。敌人气极败坏，连续用刑，竟灭绝人性地将李恩举活活折磨致死。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李恩举烈士对革命的功绩。李恩举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永远值得家乡人民骄傲和自豪，烈士家乡榆树百姓对他口碑相传、著书纪念。